冤亲债主干扰的根源是什么？有哪些？ _ 中华民族厚重文化的浅浅批判

本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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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惊动女方家长
没有人再心疼我,如今我的这片天已经倒塌,　　美国一对爱侣,之后更失去联络,举行了一次迟来的婚礼,在纽约汉普顿斯的一个沙滩上一见钟情,
　　,　　不要因为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　　草叶的疲惫,我心疼极了：“爸爸,你为什么出来接我呢,父亲走在后面,加上一直挂念着组稿的事,铺满一地,　　问自己习惯了吗,　　可能今天会过得更好,站成一个大写的“人”字,只要妻儿过好了,他会担心幺儿是不是幸福,花钱多,我说：“爸,父亲也看到了我,那时父亲的怀抱就是我寻求安全的港湾,我接着给父亲发了一条短信,　　袅袅吹来,　　《你最近还好吗》,以一个平凡的农民为镜,从不会玩弄女性的感情,我却能感受得到他的那份父爱,又提及她发给父亲的全是错别字的幽默短信,担心我被雨淋着,他吃了不少苦,我还故意发短信告诉爸爸说：“敬爱的父亲,         

    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出《马可波罗游记》以来，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便开始了她千姿百态的被不断构描刻画的旅程。从美国人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罗素在《中国的问题》中对中国人的描述到集中西学问于一身的辜鸿铭的《春秋大义》、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等书中对中国文化文明的深刻认识和反省，关于中国及其有着五千年文明积淀影响的中国人的性格、前途、命运的思考从未停止过。时至今日，当我们从沸沸扬扬的国民性讨论中抽出久已疲惫的身心做退一步想时，我们仍无法得出结论，做出决然的判断。然而我们依然继续着这场讨论，不仅为我们自己今后道路上做出别样的选择而忧虑，更为我们民族的前进方向而三思。
　　中华民族厚重文化的浅浅批判
　　中国百姓良心网记者 陆家木 罗紫鹏
　　鲁迅先生生前一直希望有人翻译阿瑟•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格》），而辜鸿铭却说“他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做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无论谁是谁非，这三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都有资格以自己的立场对中国人做出一番评价。不过有意思的是鲁迅先生在竭力批判而辜先生则在不遗余力地赞扬中国人，从某个角度讲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有许许多多的优点，但更多时候我们却从传统，从日常生活、涉交礼仪，从官场等权力部门看到同样是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对我们国人的巨大“改造”、“打磨”作用，中华民族之几千年的文化经过岁月的浸泡和历史的求证有些文化已经在禁锢着国人那曾拥有着对人类创造出四大发明的发达的大脑及博大的胸襟。中华民族厚重文化的悠久流传、福泽绵长。
　　首先咱们从惰性说起。懒惰可能源于含蓄，中国人最显著的传统性格就是含蓄，即如大多数西方人所说的内敛冷寂的个性，它形成于三千多年前――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温良含蓄，说得上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只是长期向内延伸的头脑久而久之会造成某种奇特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比如说话的含混，比如对待问题的模棱两可，又比如做事时的拐弯抹角。含蓄意味着内在的东西很强大而外在的东西却极少明了，不管是写出来的字，说出来的话还是做出来的事以及这事所造成的现实结果都不是完全清晰的，也可能都不是真实的。追求一种“圆”的品质，一直到今天，很多国人仍然是这样教育孩子：“要学会见啥人说啥话！”自小具备一种太极式的生命意识，最终达到一种“虚”的人生境界，由虚而来的许多词都在恰当的时间地点诠释着中国人――做人的谦虚、修为的冲虚，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身不由已的虚伪，无可奈何的空虚，如履薄冰的心虚。史密斯认为我们“缺乏精确的习惯”，在中国20多年的他想必对中国人这种不清楚、不明不白、混混沌沌的处世态度颇有感触。真话和真实的想法永远在肚子里，任何人都不敢大言不渐地说他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捉摸，需要权衡个人利弊得失才能做出大致的判断。这也难怪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中国是一个大酱缸。
　　古人说：“凡事都要留一手”。一位领导想要解雇某职员一般不会很直白地告诉他，不会把话说透说满，像什么旁敲侧击法，指桑骂槐法之类多半会事前运用，再三暗示直到那位小职员自己知趣走开，走时恐怕还得连谢带吆喝，大叫恩典；通常情况下一个优秀的职员必是能体味话中之话，意中之意的人，他近乎于领导肚里的蛔虫、身上的左右手。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时通常会看他有没有“眼色”，察言观色在中国可是有大学问的。领导的哼哼哈哈中往往透露着无限的玄机。比如在特定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家住在什么什么地方一样”让你慢慢去领会其中的奥妙。
　　“话到嘴前留三分”。说中国是一个想得太多的民族一点也不滑稽。但是中国人为什么时时刻刻都在多想，可以说是胸襟有问题，从深处看恐怕我们会发现自己早已走向了真诚的反面――虚伪。虚伪从真诚的目光中射出来，我们还能否看清眼神的含义？我们不得不怀疑辜鸿鸣大师所说的“孩童般心灵”的纯粹。我们要三思而行，暗中琢磨，最后在各自心底做出隐蔽不想告人的判断，然后在行为处世中显示自鸣得意的高招。坦诚相待对于我们来说原本不难，只是顺着一条弧形曲线走得太久我们忘了还可“直线”行事。李贽很生气中国人都失去了“赤子之心”，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能如李逵一样“天真”的太少太少。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当你受到表扬，你肯定不敢面带喜色以免别人说你骄傲；当然你也不敢一味地谦虚因为别人会因此说你虚伪，可最后你到底该做何表示才能堵住别人的幽幽之口？当你在路上看到垃圾时，你不拣别人说你没素质；你拣了别人眼光又很异样，不过你千万别高兴，因为那眼光里肯定没有敬佩之情，这时候反而是你自己有点心虚••••••。宴会桌旁的几个人可能会看着盘子里最后一块炸鸡翅迟迟不肯“下手”，即使内心垂涎欲滴嘴上也定会说“我可吃饱了，剩下的你们搞定”。可能是“谦让”在捆缚他们的双手，即使饥饿也不敢越过礼数他们最终格守的是同一个信念“面子和礼念”。
　　我们懒于拣垃圾，我们懒于“下手”吃饭，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面子。西方人会觉得“面子”很滑稽，我们自己反思起来觉得“面子”很卑劣，到今日它也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学英语的一条至理名言就是“不怕丢脸’。但我以为还是罗素说的最好，“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然而可悲的是随着周遭环境的变化面子很可能会由大变小，从有到无。失去面子会让我们很痛苦，这痛苦甚于炒股赔钱十倍。赔钱了我们形容自身的感觉用“肉疼”，但没面子却是心痛。我们在清末的笔记小品中经常看到清末失势的满清贵族穷困潦倒但嘴上和面子上还是强要撑着高人一等的大爷派头，那一幅画面其实是整个“颜面群体”的缩影，连阿Q受了挨打都要用“儿子打老子”这句话保住面子又何况他人？国家既然可以为了国富民强的面子在国际盛会上铺张造势也休怪各级部门有所谓的形象工程；各级干部既然要求与身份相等的金钱拥有量也休要批评大学毕业生不愿到基层部门就职。只不过当危机来临，面子需要和肚皮一争高下的时候那高高在上的“个人尊严”必然会不攻自破，一败涂地。无论是国家是个人，无论是高官是乞丐，当形势逼迫你走上丢脸的时刻你只能束手就擒，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国人经常会说：“我的面子比金贵。面子就是生命”。有人常常会因为没有钱给人送礼参加聚会而急得抓耳挠腮，借钱也不能输了面子啊；我们受熟人之托办事，就是办不好也会当面应承，不管日后要受多少窝囊气，遇到多少尴尬事儿；我们去参加同学聚会，有钱有势就会兴致很高，没钱没势就面子就不可能去参加，一个人“有脸”承蒙领导看得起跟一个人“没脸”无人理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要不说我们离民主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这带着浓厚等级色彩的面子在国民的内心深处影响太大，烙印太深。追求尊严的背后很可能是追逐权力和高人一等的势位。上学的时候有一句格言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做人上之人其实是希望自己有更大的面子去指挥和左右别人，要不为什么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为什么坚持穿长衫呢？没有实际的根基，面子便是空中楼阁早晚要坍塌。说白了，面子只是一种附属品，可笑的是中国人却把它当正品。
　　“万般皆下品味有都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中国人吃饭一直用碗，碗无罪可是却被人分成了等级：金饭碗﹑银饭碗、铜饭碗、木饭碗。领导们端的都是金饭碗，所以国人对权力一直有一种向往情结。可多家长将与孩子：“你要好好学习从小立志长大当大官，爸爸妈妈就高兴坏了！就脸埋在地下的先人们也会感到光宗耀祖”。官场里的人可能最不愿意因攀不上高位的“挪窝”。不过当官究竟不易，在“进取”的道路上官长们不免要用许多非常手段。大致说来，一要靠关系，二要看自己。
　　国人的感情世界最丰富。说我们常靠关系，不如说我们懂得情感。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感情了，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为了让父母生活得更好而聚敛财富，我们为了让儿女前途无忧而行私舞弊，我们为了朋友摆脱祸患而贿赂公堂••••••我们宁可于法有违也不敢于情有憾，要不说我们像孩子呢？谁和我们亲近我们自然管不了法律和他人那么许多。因为在这片国土上最讲亲疏，最讲远近，最讲感情，自然也最讲关系。贪焚和享受被人说成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缺点，依我看在某一国人掘取了金钱和权势的时候通常会让亲人好友分一杯羹，要不然也不会有“弹冠相庆”的古典了。不要激愤于朝堂之上贪污成风，他们竟是最重感情的人也说不定呢；不要咒骂领导们任人唯亲，我们自己不也是最讲人情吗？只不过这种情感无处地表达罢了，以至于在内心深处受着含蓄性情的牵扯以至于变得隐蔽难以捉摸：“有一天我得第了我会怎么怎么”成了许多人的一种宣泄方式。在外为了面子的需要往往要先走上一段“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到最后为了真实情感的藏而不露反现出遮掩的虚伪和可笑。这倒确实像孩子做错事，家长没吵自己倒先哭起来，不是因为悔恨而是因为恐惧。
　　靠自己可能需要有非常高的“素质”，比如勾践般的忍辱负重，比如武则天般的狠心残忍。不知诸君有没有遇到过此一类事：一个许多年默默无闻的大好人突然有一天被发现竟是一个经常暗中向领导打小报告的人，而且可能是从一开始便在觊觎权力的“岳不群”式的人物。在官场上混，我们的文化使我们从幼年开始便学会思考这个大千世界，我们习惯于分别表相和真相，谁要看不到自已所处关系网中的层层利害关系谁就难以在所处的环境中立足。我们才把术和势讲得头头是道，从春秋战国时代玩转六国的苏秦、张仪到五代时期任过四朝宰相的冯道，在内心深处琢磨官场能琢磨出一套兵法，一部书典的当今世上也只有中国人才可能做到了。也因此我们才有光辉精深的“厚黑学”，权术和计谋才有机会在今天随着百家讲坛的讲解而愈演愈烈，大放光彩。也因此在中国的辞海中出现了“巴结领导”、“拍马屁”、“攀龙附凤”、“同学情”、“老乡情”、“战友情”“有关单位”﹑“有关部门”等等词汇。
　　中国是一个等级意识很强的民族，包括从马克思主义学习而来的“阶级”一词在我们历史发展的弱点限制下可能带有更强的“高低”观念，其实“情感”中或多或少都渗透着“大老爷——奴才”的奇特心理。一个“腹中草莽”的领导坐在“科长、处长或局长”的大椅之上便可以对他级别以下的人颐指气使，他可以轻视、蔑视所有“手下”人。即便他是个在庸俗不过的平凡人，这种人常常因看过三本书就眼高天下，其实他领会最彻底的就是：欺上瞒下溜须拍马式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旁门派系，要知道护短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文化积淀“家丑不可外扬”。相反许多普通人、有才华的人在和领导谈话时都不免有点紧张、不自在，不免在话头上多了赞誉和应承，少了锋芒和睿智。周星弛在《审死官》中最后的那句“官哪？官••••••”倒是把这种等级意识表现得别有风趣！
　　关于我们民族个性的是是非非很难说清楚，惰性在现在仿佛失去了思考和反思的意义，我们对它看得愈来愈淡，因为它正与现代人所讲究的自我表现、自夸自大配合得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们国人要想不虚、不隐、不避、不伪，学着别人当面争吵与较量、坦率说事与讨论恐怕太难。我们懒得将事情说清楚，懒得把关系搞明白，完全的公正清廉有我们有着千年文化历史的眼来看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们钩心斗角，我们不习惯团结，我们靠着俗语“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过了上千年••••••其实不论是柏杨说的“窝里斗”还是辜鸿铭说的“温良”，都可说明我们的行为指向隐性黑洞，惰性是其因亦是其果，也正为此我们才是“博大、深沉、纯朴”的一群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拥有了他人之性情还会是中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