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发展，韩国成为了发达国家，中国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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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年发展，韩国成为了发达国家，中国还不是！
　　清华六万水
　　1961年，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执掌韩国的军政大权，1962年韩国开始制订“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韩国经济从此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6年，韩国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正式加入号称“世界富国俱乐部”的OECD组织。这标志着，从韩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发达国家。从1962年到1996年之间，总共34年时间，韩国就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由穷国变富国，由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发展的黄金三十年。但是，很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了，我们国家还不算是发达国家。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以为改革开放政策只是说给外商投资者听的，应该还有一份赶超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发展策略是存放在北京中南海的某个机要档案室里面。现在看来，这样的发展策略是没有的。在三十多年前，中国并不拥有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雄心壮志！
　　2014年年初，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调地宣布：华为公司2013年的营收大概为2400亿元，营业利润为290亿元。这似乎是一张令人十分满意的成绩单。但是，我们对比一下韩国的三星电子：2013年全年，三星电子实现销售额约合人民币12951亿元；营业利润约合人民币2085亿元。这真的是一个很变态的公司。这就是差距，堂堂13亿人的国家的最优秀的技术公司的销售额，不过是弹丸小国韩国三星电子的五分之一左右，利润更是仅仅相当于三星的七分之一左右。可以这样说，三星电子是继日本的雷克萨斯汽车品牌之后，第二个成为世界高端品牌的亚洲公司。大部分中国人对于韩国人似乎总有种不屑，不愿意去稍稍研究一下这个亚洲东北虎。当年的朝鲜战争，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把韩国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如今，韩国人可以说是在经济战场上让中国人不得不暂时甘拜下方。中国人总喜欢说韩国人是“棒子”，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与棒子公司比较起来只能算是火柴棍公司。韩国人提起三星电子公司，总是满带自豪，很多韩国人承认，是三星电子公司将韩国经济带进了一个更高的发展空间。
　　三星电子之所以有七倍于华为公司的利润，那是因为，除了消费电子产品以外，三星电子在半导体以及芯片业务等方面同时是世界领导者之一，而中国企业在半导体以及芯片方面似乎还是初涉其中，在很多细分领域还是颗粒无收。中国每年需要进口的芯片为1400亿元，成为超过石油的第一大贸易逆差物品。三星公司却是这些领域的佼佼者。
　　韩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电子产业的呢？美国和韩国虽然是盟国，但是美国也没大方到将电子技术转手送给韩国企业，韩国发展电子产业也是从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三星之父李秉喆在1983年说过一段话：“韩国是资源缺乏的国家，需要靠高科技产品才能取胜。半导体行业是三星能迎头赶上也能给后代留下产业的唯一选择。三星也许会失败，但即使失败也要开个头，将来才会有人完成。就算我没有实现半导体梦，也会有人继续努力实现的。假如根本没有人开始做的话，国家永远改变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说的话，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才能说出来的话。这样的话，在中国是听不到的，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格力的董明珠是不说的，就算说出来，也是传播不了的。实践证明，三星没有失败，三星的半导体之梦，在李秉喆的儿子李健熙的带领之下，三星电子站上了世界之颠！
　　除了电子产业之外，韩国的汽车与造船等重工业在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韩国人是一个很有血性有骨气的民族。1970年韩国现代汽车创始人郑周永与美国福特公司谈判合资工厂，而福特公司觉得韩国市场小，风险大，找出种种理由为难现代公司。最后一次谈判，郑周永生气地对美国人说：“我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研制自己的发动机。韩国汽车要百分之百地国产化。”说完，他昂首地走出了谈判会场。经过几十年发展，现代公司已经成为了年产800万辆汽车的世界先进汽车公司。反观中国国内，李书福想获得一个汽车生产许可证，不得不乞求政府部门：“请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吧”。李书福真正想说的是：“请给我一个振兴中国汽车产业的机会！”在中国，企业家表现出来爱国主义是会被人笑话的，是没有市场的。李书福后来买回来沃尔沃汽车的技术，想在国内建设生产基地，也是迟迟才得以生产批复。倒是，德国宝马公司将2.0T发动机生产落户于国内某企业,被认为是大新闻大喜事成为了中央二台的年度经济大事。
　　其实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们并不缺乏爱国心，中国的企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还只是在国际市场上蹒跚起步，与中国的金融制度有着直接关系。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只是在信息与通信领域这样的特殊行业-----高利润、长期高增长，出现了华为、联想少数几家在国际上稍有影响的国际化大企业。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的发达国家，还得看这个国家是否有一大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大企业。
　　大企业才有可能在国际上获取大收益，真正做到“一本万利”，换回国民消费需要的资源与物品。比如美国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量产之后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假如只有一块钱的成本，就有可能换回一万块钱的收入，微软公司将这一万块钱其中的一部分投入研发之外，相当的一部分会发给股东和员工，股东和员工在本国内消费，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非常活跃，整个国家都会变得非常富有。试想如果美国没有了微软、英特尔、高通、波音、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大企业，这个国家和墨西哥、巴西等国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韩国没有了三星、现代、SK、LG等大型集团，韩国和越南有什么区别呢？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家拥有很多石油美元，但是人们往往不会将其视为发达国家。因为中东国家没有拿得出手的大企业。企业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份，实体企业是现代社会唯一直接创造财富的社会部门。可以这样说，本国拥有国际化的大企业多与寡是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能不能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的分水岭。
　　中国三十多年来没有像韩国那样出现一批强有竞争力的国际化大企业是中国的金融制度造成的。一个起家于中国的国际化大企业的基本条件应该是年营业额300至500亿元以上的企业，甚至要求1000亿元以上，否则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的大企业太少了，特别是年营业额过千亿的国际化大企业太少了。中国的金融管理只是起到了在宏观上控制通货膨胀的简单作用，在产业扶持与骨干企业扶持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
　　首先，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过于重视银行的利益，使得中国的实体企业一开始就增加了比国际竞争对手更高的融资成本。中国的金融制度还使得中国的中农工建等商业银行早早成为了全世界盈利最多的银行，他们每年赚取的利润甚至超过了全中国500强中实体企业的利润总和。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已经非常丰厚了，但是企业的金融资本的使用成本，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及韩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并不缺乏资本，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利率仍处于高位。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在持续增加，而且已经维持了两三年的时间。当发达国家的政要们都在想着如何再工业化，如何降低银行利率，如何去过度福利化，如何减轻企业的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的时候。中国企业正不得不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力成本、资金使用成本、保险成本、福利成本等等。
　　第二，中国银行利率市场改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正在进行的银行利率市场化的金融改革，很有可能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积累的财富旦夕之间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改革使得企业的借贷利率越来越高，全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借贷利率已经接近10%，银行的放贷时间越来越短，实体经济运转越来越困难。目前市场利率还不见有降低的趋势。中国的金融领域已经出现“拉美化”的前兆。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由于国内利率一直是处于两位数，过高的资本成本，使得该国的产业正走向全面沦陷的危险境地，正成为西方国际资本的盘中餐、口中肉。中国的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足之处是缺乏明确的目标，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坚持低利率前提之下的利率市场化。否则改革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高利率的市场化，这样的局面是韩国、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都竭力避免的！
　　韩国的金融状况与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韩国是一个实践产业立国的实用主义国家，韩国几十年来一直强制银行实行低利率政策，对于企业银行贷款，他们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韩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不能向欧美日那样通过战争掠夺获得第一桶金，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借贷获得创业起始资金，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之中，也需要大量的周转、建设、研发资金，这一切都需要借贷。如果不是这样通过借贷式发展，韩国是不可能获得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钢铁、汽车、造船以及电子信息等产业快速赶超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
　　韩国人相信资本用于企业才能产生财富，才能创造财富。特别是让资本处于：投资-收入-再投资这样一个循环，可以让资本最快产生财富。资本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或是用于一次性地消费是不可能真正增加财富的。当按照国人的看法，韩国的大企业都是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企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三星、现代、LG等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都是400%以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净资产负债率才有所降低，但是仍然超过200%。当下如日中天的三星电子公司净资产负债率仍有250%之高。在中国，只有少数房地产公司的负债率能达到如此之高。三星电子的盈利能力完全可以将净资产负债率控制在100%以下，只是如果三星按照低负债率去发展（这也是西方国家和西方公司最希望看到的），三星电子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年产值数百亿的企业，三星电子研发投入就不可能每年有上千亿元人民币之多，更不会成长为一个能将日本索尼、美国摩托罗拉打败的行业新霸主。一个国家如果能将本国企业的借贷利率长期控制得很低，企业就可以放心地将银行贷款投资于企业研发、市场开拓和生产扩大等业务。对于韩国这个战后一穷二白的国家，这样的金融制度设计难道不是快速赶超发达国家的终南捷径吗？当然，韩国的银行贷款50%以上都是面向大企业。
　　中国金融监管第三个不足是：在宏观调控与制定贷款政策之时，没有区别对待战略性产业与一般产业。在银根松的时候，逼着企业去贷款；在银松紧的时候，企业吃进去的贷款要立马吐出来。对所有的行业是一刀切，不管是房地产业、轻工业、餐饮业、航空产业、芯片产业还是汽车制造业，银根一紧，就算是属于国家战略发展产业的企业也借不了钱。这种美国教科书式的简单而粗野的调控，使得中国的实业与银行业成为了两家人，互不相信。中国的金融支持不到位，使得不少企业，选择了一条宁可降低发展速度，也不敢向银行多贷款的保守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企业长不大、长不快的根本原因。
　　据报道，当年朱镕基总理参观华为公司觉得发展前景很好，许诺给华为公司贷款两个亿，但是华为公司并没有接受总理的好意。早期的华为公司宁愿向员工借钱，向电信局职工借钱也不愿意向银行借钱。因为在中国，企业向银行“短贷长投”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稍不走运就会成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牺牲品，成为盲目投资，资金链断裂的失败者。
　　长城汽车公司的老董事长，很高兴地向记者报告一个好消息：“长城汽车公司在银行帐户一分贷款都没有，是一个零负债率公司。”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仅仅依靠上市融资的资金就足以支持长城汽车赶超丰田、大众、通用等世界一流的汽车公司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心寒的消息，长城汽车公司作为一家非常优秀的中国企业，很有可能因为保守的融资理念，永远追赶不上世界上最优秀的汽车公司。长城的例子并不少见，中国的实体经营者们相当一部份人觉得与银行越少打交道越好，因为银行的脾气是捉模不定的，是不可靠的。而且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像韩国企业那样以高资产负债率策略发展成长为大公司的，在中国一个都没有，这些公司早就在无数次的宏观调控之中成为了牺牲品。中国活下来的公司完全是按照西方的理论发展的，大部分都是保守的低负债率的。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真正有研发能力的中国的大公司不多，能真正地“走出去”的大企业更是少之又少。像华为这样幸运的公司更是凤毛麟角，成为稀有之物。成长为韩国三星电子那样既大又强的企业更是没有。
　　中国汽车零配件行业的标杆公司万向公司，是中国汽车零配业的元佬，起家于1969年的社队企业，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明星乡镇企业，鲁冠球先生被称为是中国企业界的不倒翁，在经历四十多年低负债率的稳健发展之后，公司年销售额超过500亿元的大关。尽管如此，万向公司这类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在德国博世、日本电装等汽车汽配巨头看来仍然是小公司。万向公司一直致力于电动汽车的研发，至今只有五个亿的投资，要想成为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导者，数亿的投资肯定是不够的。按照现有的节奏发展下去，万向公司二十年之后，仍然难以跻身世界一流的汽车配件企业。而没有一流的配套企业，中国的汽车业要成为与日本和德国汽车业齐肩的行业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少数企业家在实践中已经意识到低负债率发展给企业带来的负面效果。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生前接受记者采访，回顾其经营理念的最大失误是“不敢负债”，过于追求老式的“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理想经营状态。尽管后来在流动资产方面有所借贷，也才达到流动资产50%负债的状态，净资产负债率可能25%都不到，是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净资产负债率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华西村在两千年之后的重工业化浪潮中，没有跟上竞争对手的发展步伐。华西的钢铁业务远远落后于沙钢，后者比较大胆的借贷扩张经营使沙钢成为了世界五百强企业。华西的重工业板块业务同样落后于山东第一村的南山集团所在的南山村。南山集团的铝业板块年销售额接近300亿元，已经超过华西集团的总销售额。
　　吴仁宝老书记是一位成功的企业经营者，他的总结是谦虚而诚实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老一代企业家的谨慎与保守是值得理解的。这样的总结更能反映出中国的经营者们对中国的银行有太多的无奈与恐惧。银行业总是在经济形势一大片好的时候突然收紧银根，或是在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之时，上门催账。银行的钱是安全了，坏账率也非常少，但是中国企业永远长不大，永远不可能与西方跨国大公司面对面、硬碰硬。
　　相对而言，韩国的企业家对于银行的理解就简单与天真得多了。现代公司的郑周永说：“世界上有许多人需要向别人借钱，也有许多人需要把钱借给别人。遍布世界的银行不就是专门借钱给别人的吗？关键是看你能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韩国的企业家不仅从国内的银行放心大胆地借钱，在某些时候韩国总统还背书担保韩国企业向外国银行借贷。
　　华为、万向以及华西村这些非中央直属企业拿不到优惠的中长期的银行贷款，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前不久播放的《对话》节目，中航工业的林左鸣董事长似乎也在千方百计想将中航工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装到上市公司里面，在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投入科技研发之中。中航工业这种最具战略意义的公司都找不到钱花，只能说明中国的金融制度真的是让人看不明白。在中国，普通居民买房都能向银行贷到二三十年的长期贷款。中国最优秀和最具战略发展的企业却不能向自己国家的银行贷到长期低息贷款。没有本国的资本大力支持，只有二三十年发展历史的中国企业如何与有上百年发展历史的西方跨国企业竞争呢？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决定了中国的银行只有短期利益，而不会放眼长远，更不能奢求他们能为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而有所牺牲与奉献。
　　最后的总结：韩国通过金融制度的巧妙安排大力支持本国大型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通过大企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的平均收入，使韩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让国民收入增长了120倍，昂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企业同样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由于我国的金融支持不足，中国的大企业没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总体国民收入增长达不到韩国的增长水平。中国虽然在少数领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但是总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尽管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还不算是发达国家。
　　中国的金融制度只有在以上方面有所改进，借鉴包括韩国等发达国家金融管理的可取之处，真正地在制度与行动上落实金融为实体企业长期有效地服务。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十年之内，中国将会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发达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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