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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亦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70430.shtml方舟子与陈章良
对绝大多数海外学人来说，陈章良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中国留学生中回国时间较早（1987年）、回国之后地位上升得最快（1989年任北大正教授、1992年起任北大生物系主任、生命科学院院长、1995年任北大副校长）、名气大得惊人的一位人物，更是因为关于这个人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传闻呢？方舟子曾在2000年12月16日专门就此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其中说：
“目前网上对陈章良的指责主要有四点（估计都来源于《华夏文摘》几年前登过的一篇攻击谈家祯、陈章良的文章，那篇文章充满不实之词，极不负责任）：
一、陈章良抄袭。
二、陈章良伪造恐龙蛋基因研究。
三、陈章良生活作风有问题。
四、陈章良学术成果太少。
对后面两点，不在我们打假范围。对前面两点，解释如下。”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chenzhangliang.txt
方舟子说，“陈章良学术成果太少……不在我们打假范围”，显然是在撒谎。事实是，在此之前，他攻击“基因皇后”陈晓宁，主要一条就是说人家的学术论文太少，并且怂恿国内记者在采访陈晓宁时要问她：“你现在正式的、完整的职称是什么？你是否培养过研究生？是否担任过项目主持人？有没有发表过做为联系人的论文？发表过多少篇第一作者的论文？刊登在什么样的学术期刊上？这些期刊的学术级别如何？”（见：方舟子：《就“陈晓宁事件”答国内记者》，作于2000年9月1日）。而在此之后，方舟子攻击肖传国的主要理由之一也是说人家“学术成果太少”，没有获得大奖，没有什么学术论文。但是，当面对陈章良时，方舟子却宣布学术成果少不在他打假范围之内了。
其实，就算我们接受方舟子的“后面两点，不在我们打假范围”的说法，那么，对於“前面两点”，方舟子又做何解释呢？
（1） 方舟子为陈章良抄袭案辩护的四大理由
陈章良抄袭案的原委是这样的：1992年9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六位科学家向荷兰出版的Plant Molecular Biology（《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投了一篇稿子，题目是：Expression of mouse metallothionein-I gene confers cadmium resistance in transgenic tobacco plants（《鼠金属蛋白-I基因的表达使转基因烟草植物对镉产生抗性》）。这六位科学家中，第一作者是北大博士生潘爱华，排在最后的是潘的导师茹炳根（文章中误拼为Biggen Ru），陈章良排在第五位。这篇稿子在1993年11月被接受，在1994年1月发表。同年8月，加拿大科学家Satosh Misra致信Plant Molecular Biology编辑部，举报潘文与她和另外一人五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Misra S, Gedamu L. 1989. Heavy metal tolerant transgenic Brassica napus and Nicotiana tabacum plant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78: 161-168）“十分相似”，“在引言及讨论两段中，字字相同”。9月4日，Plant Molecular Biology主编Schilperoot就此事致函北大，从此开始了北大、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以及Schilperoot三方的各自调查。据网上一篇文章透露：
“1996年2月，北大校方在情况通报中指出：‘潘爱华同志在PMB上发表的论文，确实在导言、方法及讨论多处文字上抄用了 DR.S.MISRA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而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列出该文出处及其作者，这是一个在科学论文写作中的严重错误。’该文‘同时署有陈章良（论文作者倒数第二）及茹炳根（论文作者倒数第一）的名字。……但是，潘爱华从写这篇文章到发表，都未告知陈章良和茹炳根。’‘这篇文章的错误潘爱华应负主要责任。茹、陈的责任是，作为导师和院长对学生的科学作风教育抓得不够严格得力。’”（见：http://www.talkskyland.com/Archive_view.asp?boardID=59&ID=5629）。
对於这个抄袭案，方舟子找出了四条理由来为陈章良辩护。第一条：该文的抄袭“那属于因英文水平不好而抄袭文字的表达，数据、结果都是自己的。文字抄袭当然也不道德，但还不象抄袭数据、结果那么严重。”方舟子提出的第二条理由是他编造的一个“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论文的最主要负责人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一般是最后作者）。陈章良是倒数第二作者，责任最小。”第三条理由：“不知者不怪。陈章良有没可能事先知道抄袭？按常理推断，不太可能。”第四条理由：“陈章良既然在该论文上署名，自然也有责任，不过那是名义上的责任。他做为系主任，也要担当管理、领导责任。这些都不是抄袭的责任。”
方舟子的第一条理由，虽然貌似有理，但却是货真价实的狡辩。如果文字抄袭就要罪减一等，那么文科教授的抄袭案，是不是都要受到方舟子的优待呢？当然不是。针对北大王铭铭抄袭案，方舟子就曾提出以下要求：
一、开除王铭铭的教授职务。
二、免去包庇学术不道德行为的马戎的系主任职务。
三、对为学术不道德行为公开辩护的社会系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四、在全校进行学术道德教育，规定全体北大学生都必须修学术道德课。
五、教师、学生中如果发现剽窃，一律开除。
（见：《现在的北大教授更不难当》，作于2001年1月17日）。
在上面这篇文章中，方舟子还提到了陈章良抄袭案：“几年前北大已出现过一起剽窃案，其处理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导师没有受到处分，当事人潘爱华被调到北大属下的公司当经理，现在又回去当教授。”显然，方舟子说陈章良抄袭案“不象抄袭数据、结果那么严重”，仅仅是对陈章良而言的，对其他人，方舟子认为还是满严重的，并且主张要严肃处理“当事人”和他的导师——只要不处理陈章良就行。其实，即使在要求处理潘爱华及其导师的时候，方舟子还是刻意地要保护陈章良。他没有说明， “当事人潘爱华被调到北大属下的公司当经理”，这个公司就是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是陈章良创办的。所以，这个事情的完整的叙述应该是这样的：“当事人潘爱华被陈章良调到自己属下的公司当经理”。
其实，潘爱华那篇文章并不仅仅是抄袭文字。据分析，这篇文章与被袭文章 “主题相似”、研究方法“有不少共同之处”，“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结果的现实意义则完全相同”，“每一部分都存在相当量的共同处”，“相同的部分约占潘文文字部分的近三分之一”。（李佩珊、薛攀皋：《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3期）。难怪方舟子在为陈章良抄袭辩护的开头，要说上这么一句话：
“据说此事国内《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做过报道，我没看过那篇报道。但我读过Science杂志对此事的报道，也比较过那两篇论文，我的看法是……”
假如看过《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之后，还要说这个抄袭案只是“抄袭文字的表达”，那就是有意地包庇、掩盖这个“科学道德问题”了。
那么，方舟子到底看没看过“那篇报道”呢？
2001年7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谁玷污了象牙塔》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者采访杨玉圣” 听到的“故事”：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年轻有为，留洋归来，前途看好，可是1996年，突然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该先生和另外几位先生发表的一篇论文，与一位加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抄袭传闻立刻在国际学术界传开，也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中国科学院两位‘好事者’李佩珊、薛攀皋拿来两篇论文对比，发现这篇受到国家高技术863拨款计划资助的论文在主题、方法，甚至摘要、导言部分都与洋人的那一篇相似，‘相同处可达三分之一以上。’（见学术批评网及《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书的学术批评》一书）”
对此，方舟子气急败坏地反驳说：
“他[指杨玉圣]做为一个文科学者，不懂生物学界惯例，也没看过（想必也看不懂）原始论文，有什么资格来对所谓‘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即陈章良）抄袭案发表评论？我在北京不幸碰到这位‘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时，他就极其狂妄地训斥我不该为陈章良辩护，声称陈等人不仅抄了文字，也抄了数据、结果，但看他现在写的文章，也不过是指控‘在主题、方法，甚至摘要、导言部分都与洋人的那一篇相似’，哪来的数据、结果？”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xiangyata_dianwu.txt
也就是说，在被杨玉圣指出陈文抄袭的不仅仅是文字、而是包括“主题、方法”之后，方舟子还是要反问人家：“哪来的数据、结果？”这就象是一个为小偷辩护的律师，在检方证明小偷嫌疑人不仅偷了面包香肠、还偷窃了钱财之后，他反问检察官：“哪来的金银、珠宝？”
方舟子的第二条理由最为诡异。本来，他说的那个“国际惯例”并不仅仅限於“生物化学界”。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把它说成是“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呢？原来，就在一个多月前，方舟子刚刚打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起抄袭案，其中牵涉到了该校校长沈士团。与陈章良相同，沈校长也是抄袭论文的“倒数第二作者”，因此按照这个“国际惯例”，沈校长应该是“责任最小”的一个人。但是，方舟子却在《“北航”斯德谊、乐强、沈士团、李景文被IEEE确认抄袭并处置》这篇只有三百余字的短文中，特别用这样一句话做结尾：
“值得注意的是，抄袭者中，沈士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兼任中国知识产权学会副会长、中国大学知识产权学会会长。”
也就是说，在北航抄袭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官阶最高的；而在北大抄袭案中，官阶最高的却成了“责任最小”的。方舟子之所以要在为陈章良辩护的文章中，把一个“国际惯例”说成是“生物化学界的”，就是既想用这个惯例来为陈章良开脱，又不想让沈校长沾这个惯例的光，因此就把它伪造成了“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由此可见方舟子为了保陈章良，真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而他整别人，也真是到了处心积虑、深文周纳的地步。
【注1：据文木的《记方舟子在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讲座》一文中披露，方舟子2000年10月23日在北京大学作讲座，在谈到陈章良问题时，还只说是“按国际惯例，陈对那篇文章所承担的责任应当最小”。11月4日，新语丝公布北航抄袭案。12月16日，方舟子把这个“国际惯例”篡改成“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
【注2：实际上，发表陈章良文章的那份杂志并不属於“生物化学界”。学识浅薄的方舟子很可能以为任何与基因有些瓜葛的领域都属於“生物化学”，所以就又把自己的无知分泌了出来，编造出了这么个“生物化学界的国际惯例”。】
方舟子的第三条理由听上去合理，但却与方舟子打假的行为不符。确实，作为一个挂名的作者，陈章良似乎不太可能发现文章中的抄袭。但是，这个理由岂不可以同样为沈士团来辩护？可方舟子却对沈校长照打不误。如何解释这样的亲疏冷暖呢？方舟子是这样说的：
“‘北航’抄袭案与此不同，那是抄袭数据、结果，而不是文字。沈士团虽然也是倒数第二作者，但不应该看不出数据、结果的抄袭。而且第一作者还是他的博士生。”
方舟子的言外之意是，沈校长看出了“数据、结果的抄袭”，但没有作声，因此是抄袭案的共犯；但陈章良却“不管如何熟悉本领域的文献，也不可能对别人的论文背得滚瓜烂熟，从而发现文字抄袭”，因此陈章良是一个清白无辜之人。为什么“数据、结果的抄袭”就应该被看出，而“文字抄袭”就不可能被发现呢？方舟子对此当然不会给予解释。也许方舟子以为，这其中隐藏着的“方氏国际惯例”是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不过，据潘爱华宣称，他之所以抄袭人家的文字，是因为自己的英文不好。这样一来，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一个英文不好的学生，写出了地道的英文文章，难道作为老师之一的陈章良不“应该”有所察觉吗？
方舟子的第四条理由最为可笑。他把陈文的责任分解成“名义上的责任”、“管理、领导责任”，然后说陈只应该承担这两类责任，而不是“抄袭责任”。 我们虽然搞不懂方舟子所说的“名义上的责任”和“管理、领导责任”到底是什么责任、它们与抄袭责任是如何划清界线的，但我们还是能够搞懂下面这个逻辑的：沈士团、顾冠群是不是也应该只担负“名义上的责任”、“管理、领导责任”，而不担负“抄袭责任”呢？如果是的话，你方舟子为什么还要对这两个人大打出手呢？
2005年11月27日，方舟子在浙江大学演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学术规范》，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很多的这种剽窃，都是学生造成的。我相信廖教授本人并没有参与写那篇论文，论文是学生写的，剽窃是学生干的。但是你既然在论文上署了名，就应该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被发现剽窃的话，发表这篇论文所得到的好处，教授是当仁不让的。一旦被人发现了剽窃，就要撇开自己的责任，说都是学生干的，没有我本人的事，这是不应该的。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多次。像两年前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事件，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有三篇论文被发现剽窃，学生勇敢地出来承担责任，说是学生干的，和校长没有关系。我相信。但是你既然署了名，就应该程度[承担]责任，署名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不能说好事都归你，坏事就都不负责。”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interview/zheda2.txt
也就是说，方舟子想打沈士团、顾冠群、以及那个“廖教授”的假，他就会说：“你既然署了名，就应该承担责任，署名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而当他想要保护陈章良时，他就会把这“一种责任”分解成“多种责任”，然后告诉世人：陈章良的责任不是抄袭责任，而是名义责任、管理责任、领导责任，它们都不在我方舟子打假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方舟子打假，实际上是假打假、真打人——以打假为名来谋取名利，行打人之实来发泄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方舟子有时会有假不打，有时没假也打，并且对同样的假，他既可以往死里打，也可以拼老命地保。到底是打假还是保假，在外人看来，似乎没有一定之规，但谁心里都明白，方舟子绝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2） 恐龙蛋分泌出的无知
陈章良的恐龙蛋基因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九十年代初在河南西峡发现的恐龙蛋中，有一枚被偶然摔成两半，结果发现其中含有絮装物质。北大古生物学家张昀经过检测，发现这些絮装物质中，含有1%左右的氨基酸。他把这惊人的喜讯通知了陈章良，结果陈章良搞到了钱，组织了人马，最终从絮装物中用PCR技术扩增出了七个DNA片段。根据这些片段与当时已知生物的基因序列都有差异，陈章良断定这些DNA确实是恐龙基因。1995年3月15日，陈章良及北大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五天之后，由陈章良压阵的两篇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这两篇论文的标题和摘要如下：
安成才、李毅、朱玉贤、沈兴、张昀、由凌涛、梁晓文、李小华、吴思、伍鹏、顾红雅、周曾铨、陈章良：《中国河南西峡恐龙蛋化石中18SrDNA部分片段的克隆及序列分析》，《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31卷 第2期 第140～147页。
【摘 要】
本文从河南省西峡晚白垩世的一枚保存方式特殊的恐龙蛋化石中提取DNA，经过32P同位素标记和电泳分析，发现在蛋内腔的絮状物样品中确有DNA片段存在。它们的大小约在1000 bp至几十bp之间，大多数片段在400bp以下。用18S rDNA特异引物，以上述DNA为模板进行了PCR扩增，经电泳分析得到约200bp的PCR产物。经过连接、转化到大肠杆菌，最终筛选出6个阳性克隆。测序分析和同源性比较发现这6个克隆的序列与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人类等的18具有很高的同源性，但是与原核生物没有发现同源性，而且没有检索出与该基因完全相同的已知序列。
李毅、安成才、朱玉贤、张昀、刘一飞、曲林、由凌涛、梁晓文、李小华、瞿礼嘉、周曾铨、陈章良：《中国河南西峡晚白垩世恐龙蛋化石基因分离及序列分析》，《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31卷 第2期 第148～152页。
【摘 要】
从河南省西峡晚白垩世一枚恐龙蛋化石内腔絮状内含物及外壳提取DNA样品，并用一段特异引物与6碱基随机引物进行PCR扩增、基因克隆和序列分析。结果表明用这对引物从蛋腔絮状内含物样品中扩增到一段150bp的DNA片段，推测氨基酸序列与EMBL库中已知蛋白质氨基酸序列进行了序列同源性分析，结果表明所克隆到的这段基因与非洲爪蟾表皮钙粘着蛋白(cad-herin)前体及脑细胞粘着蛋白、牛及人胎盘胞钙粘着蛋白在氨基酸水平有显著的序列同源性，分别为40.6%，37.5%，34.4%和36.4%。
现在大家当然都知道，所谓的“恐龙基因”不过是些外源污染物的基因而已。中山大学的屈良鹄、美国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杨洪、以及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1995、1996、1997三年间分别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异口同声指出陈章良的结论不可信。这些论文的目录如下：
屈良鹄：《河南西峡恐龙18Sr.DNA片段质疑》，《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第34卷第3期115-119页。
杨洪：《古代DNA序列的分析与甄别——兼评恐龙DNA研究》，《古生物学报》，1995, 第34卷第6期657-673页。
王槐春：《河南省西峡恐龙蛋化石DNA序列数据的再分析》，《遗传学报》，1996，第23卷第3期183-189页。
尹蓁、陈浩、王子平、张志宪、邹喻苹、方晓思、王槐春：《一枚恐龙蛋内细胞色素b基因片段的序列分析》，《遗传学报》，1996，第23卷第3期190-195页。
Wang HL, Yan ZY, Jin DY. Reanalysis of published DNA sequence amplified from cretaceous dinosaur egg fossil. Mol Biol Evol. 1997 May;14(5):589-91. （此文作者特意申明，手稿得到邹承鲁的审阅。）
面对如此强大的质疑声浪，我们的方博士是如何为陈副校长作辩解人的呢？他摆出一副国际学术界首席裁判官的架势，说：
“从恐龙化石用PCR方法提取基因片段，是正常的科学研究，在陈章良实验室之前国际上就有人做过（论文还发表在Science上），以后也有人做过，不是什么天方夜谭。有些外行觉得此事过于离奇，就断言陈章良造假，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对能否从那么古老的化石中提取出基因，争议很大，现在的主流看法是不太可能，那些号称提取出来的基因很可能是外源污染（PCR方法很容易受外源污染）。陈章良实验室的结果应该也属于外源污染，这属于操作过失，不该算是伪造。这件事可以批评之处，是新闻界胡乱报道，甚至与电影《侏罗纪公园》联系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北大在制造恐龙’，有炒作之嫌。如果是发生在现在，可以就这点立此存照。既然已是几年前的旧新闻，也就算了。”
事实是，恐龙蛋事件暴露出的，是陈章良的学术水平低下和学风浮躁，并没有谁，至少是学术圈内的人，“断言陈章良造假”。方舟子煞有介事地否定陈章良造假的“断言”，无非是为了转移话题，以掩盖问题的实质。他甚至不惜效仿“基因皇后”的故伎，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地都推到了“新闻界”的身上，可见他实在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而他说什么“从恐龙化石用PCR方法提取基因片段，是正常的科学研究，在陈章良实验室之前国际上就有人做过（论文还发表在Science上）”，“陈章良实验室的结果……属于操作过失”，则又是他在分泌自己的无知。
在九十年代初，伴随着PCR技术的提高、普及和推广，以及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上映，国际上确实有一股发掘恐龙基因的躁动。1993年7月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恐龙DNA：追猎与炒作》（Morell V. Dino DNA: The Hunt and the Hype. Science 1993 Jul 9; 261(5118):160-162）。这篇文章明白地解释了从恐龙遗骸中扩增DNA之不易，并且作了一个图，来说明如何才能够使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使同行信服。根据这个图示，一旦从恐龙遗骸中扩增到了DNA，首先要将其序列与数据库中的其他DNA序列进行比较，如果它们与人类、细菌、真菌的序列相似，则说明DNA是来自污染物。假如这些DNA与人类、细菌、真菌的序列不相似，则要进一步检查它们是否与鸟类和鳄鱼类的DNA序列相似(根据形态学的比较研究，“主流学术界”认为恐龙与鸟类和鳄鱼的亲缘关系最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结果没有意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它也只能说明，这些DNA“可能”是来自恐龙——到底如何，最后还需要通过重复实验来进行验证。这个图示所说，虽然是针对恐龙基因的研究，其实也是科学界，至少是“生物化学界”，从事科学研究的不二法门。这就是，在得出结论之前，要尽全力排除一切可能的误差来源。陈章良的恐龙蛋研究，其根本错误就是没有遵循这些科学研究的“金科玉律”，而不是方舟子大言不惭宣布的什么“操作过失”。实际上，就算陈章良们进行“无过失操作”，只要他们背弃科学研究的基本法则，也同样会得到这么个贻笑世人的结果的。
那么，方舟子所说的“从恐龙化石用PCR方法提取基因片段，是正常的科学研究，在陈章良实验室之前国际上就有人做过（论文还发表在Science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94年11月18日一期的《科学》杂志发表了来自美国犹他州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科学家的论文，报告从恐龙遗骨中扩增到了DNA。(Woodward SR, Weyand NJ, Bunnell M. DNA sequence from Cretaceous period bone fragments. Science 1994 Nov 18; 266(5188):1229-32）。但是，就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目是：《可能的恐龙DNA发现遭到怀疑》（Gibbons A. Possible dino DNA find is greeted with skepticism. Science 1994 Nov 18;266(5188):1159.）。仅从这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杨百翰大学的文章并没有能够说服学术界同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1995年5月26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来自美国、德国、荷兰共四组科学家的来信，一致质疑这个恐龙DNA发现。(见：Detecting dinosaur DNA. Science 1995 May 26;268(5214):1191-1194)。如今，这个恐龙骨DNA发现，也象陈章良的那个恐龙蛋DNA发现一样，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笑柄。
美国犹他州是摩门教徒的聚集地，杨百翰大学是摩门教实际创始人杨百翰创建的大学，它至今仍旧完全受教会控制，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被人视为异类。《科学》杂志发表他们的恐龙基因论文，到底是出於什么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就有人指出了恐龙基因研究所应注意的事项；在发表这篇论文的同时，该杂志还公布了质疑这项研究的声音；在此之后，这项研究更是受到来自“主流科学界”的强烈否认。对於这些，陈章良在发表论文之前，当然应该知道其中的前两项。但是，尽管别人大声高喊“前面有地雷”，陈章良仍旧陷入地雷阵之中，可见其学风之浮躁，学术水平之低下。而我们这位“最聪明”、“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的方舟子博士，在事件已经尘埃落定的五年之后，好象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原委一无所知，反倒冒充国际学术大牛，拿《科学》杂志来说事，为陈章良当说客，当律师——这说明，他的水平，比陈章良还要低。
（3）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豁出去了
方舟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为陈章良的学术研究进行辩护的人不多，但提出批评的人却不少。形单影只，孤掌难鸣，方舟子怎么办呢？我们这位“打假斗士”於是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打、斗！谁敢批评陈章良，方舟子就和谁打、和谁斗，甚至拼老命。
前面提到，在中国，最早在学术刊物上质疑陈章良恐龙蛋研究的人，是中山大学的屈良鹄。2000年11月，《中山大学校报》第375期出版，其中有一篇记叙屈良鹄发言的文稿，题目是：《务实——中大精神的精髓》。本来，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平平实实，中心思想不过是说，在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要提倡“务实”的精神，其中举的一个“不务实”的例子就是陈章良的恐龙蛋研究。就象肺管子被人用棍子狠狠地捅了一下子似的，方舟子在12月19日将这篇文章“立此存照”，并且与一个ID是luren的人，对这篇短文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谩骂，其逻辑之荒唐，语言之下流，与泼妇骂街没有什么两样。看看这段话：
“某著名高校曾发表一项科研成果，称他们从恐龙蛋化石中提取到了具有生命活性的恐龙基因。”【luren评：谁们自称过提取到了‘具有生命活性的恐龙基因’？这手法怎么有点眼熟？想起来了，‘东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师法老东，果然是要做大事的模样。】【方舟子评：基因就是基因，没有什么活不活性。我不认为陈章良实验室会在论文中用‘具有生命活性的恐龙基因’这种外行的说法，这样的论文也不可能通过同行鉴定。如果中山大学的这份报告找不出陈章良实验室这么说的证据，就是对陈章良实验室的造谣、诬蔑。】舆论界竞相报道，很快掀起一股‘恐龙热’。正在国外的屈教授获悉此消息，没有盲目附和，而是秉着一贯的严谨作风，写信向该校索取有关数据。经过验证发现：他们所公布的恐龙基因其实是一种在进化史上比恐龙低等很多的霉菌的基因。【luren评：从这篇报道来看，屈某只是不同意该校的结果，并未质疑该校的实验设计与实验方法，亦即未质疑从恐龙蛋化石中提取恐龙DNA的可能性。屈某的质疑与其它相关质疑一样，仅是质疑，并非科学界的定论，因此不能否定该校的科研成果，而只能使该成果具争议性。科研成果具争议性是学术自由的环境下的常见现象。具争议性本身不能表明研究者在研究中是否轻率。】【方舟子评：后来另有人说污染物是高等植物基因，也有人说是藻类基因。屈教授又断言是霉菌基因，究竟是哪一个？严谨的作风？先去要求要求自己。】此言一出，石破天惊。但屈教授婉言拒绝了媒体的炒作，【luren评：不炒作，何来石破天惊？再说，屈某这东东也不易炒作。人咬狗是新闻，人没有咬狗是新闻嘛？同理，恐龙蛋化石中提取的不是恐龙DNA新闻性也很低。】只以科学的态度将指正文章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避免了外国科学界的抨击，维护了该大学的声誉，【方舟子评：原来‘某高校’的声誉还要靠屈某来维护，不知屈某是不是该校的公关经理？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外国科学界就不会知道？看来这份学报是不准带出国的机密文件了。就算让外国科学界知道了又怎么样？PCR搞出外源污染的，在当时已是司空见惯，没人会觉得需要去抨击，更不会影响到大学的声誉。屈某的爱国心未免太强烈了点。】同时，也避免了国家将人力物力投向这一不可能有结果的研究项目。【luren评：屈某的结果发表之时，某著名高校从恐龙蛋化石中提取恐龙DNA的工作业已基本完成。这是因为‘外硬内软’的恐龙蛋化石尚不多见。另外，屈某并未质疑从恐龙蛋化石中提取恐龙DNA的可能性。因此，‘也避免了国家将人力物力投向这一不可能有结果的研究项目。’云云正好注释‘不妄自尊大’。】此事对于每一个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应该谨记的教训。”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zhongda.txt
一段二百余字的话，被方舟子及其同夥用三、四倍的文字嘲讽谩骂，外加威胁——这就是方舟子捍卫陈章良的实际行动。听方舟子说“如果中山大学的这份报告找不出陈章良实验室这么说的证据，就是对陈章良实验室的造谣、诬蔑”这样的话，我们不禁联想到他两年后说的话：“雀巢公司完全可以控告《上海外滩画报》造谣诽谤。”对象不同，腔调却惊人地相似。
【2008年1月，屈良鹄的“新的snoRNA结构与功能研究”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月21日，新语丝发表了署名“风信子”的文章，《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离世界水平还有多大的差距？——以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项目“新的snoRNA结构与功能研究”为例》，说，“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获奖项目在论文质量和数量上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可以看出屈这位前‘长江学者’本人在snoRNA这个小领域中的地位实在一般（只有1篇review，还排在最后）, 更不用说在整个分子生物学领域了。”(见：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qulianghu.txt)。由此可见，方舟子至今还没有忘记屈良鹄的“罪行”。】
实际上，这并不是方舟子说别人造谣诬蔑陈章良的唯一一次。就在谩骂屈良鹄的当天，方舟子作《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一文，其中针对马悲鸣批评陈章良的文字，方舟子说：
“马悲鸣信口开河，说他是在诽谤陈章良，一点也不过分：陈是在1987年回国的。他出任副校长是在8年后，也非‘不久即出任’。陈拿博士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生物学界鼎鼎有名，绝非‘不起眼’……不过有关陈章良我已说得够多了，陈章良没雇我当辩护律师，也犯不着要替他澄清大小谣言。”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tanjiazhen.txt
这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马悲鸣批评陈章良，主要是说他的学风“虚骄”，但方舟子反驳他“诽谤陈章良”的证据，没有一条与之相关——与之相关的部分，都被方舟子用省略号给遮掩过去了。不过，看到上面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我们又不由得想起方舟子在四年后说的这段话：
“即使是孟山都公司的雇员也有为转基因技术辩护的权利，但是我不想成为其义务‘雇员’……本人与孟山都公司或任何一家研发、推广转基因技术、产品的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方舟子：《我与“转基因”关系的一点声明》）。
同样是否认自己受雇，但又同样地为不是雇主的雇主继续“义务”干活。这么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对自己付出的一切都精打细算的人的身上，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方舟子为孟山都公司当义务“雇员”，一直持续到今天。2007年底，方舟子的科唬“新”书《食品转基因》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方舟子为陈章良“当辩护律师”，也同样持续到了今天。2006年5月23日，新语丝新到资料发表了田向荣、曹玉信、杨智泉的文章，《陈章良校长在中国农业大学97103659.4号专利案中到底有没有责任？》。该文显然是在为当时尚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陈章良开脱，说他在“97103659.4号专利案”中没有责任。但是，2008年1月21日，也就是在陈章良当上广西政府副主席之后，新语丝又发表了田向荣、杨智泉的《中国农业大学被黑势力操控多行不义》一文。细读该文，所谓中国农业大学的“黑势力”显然包括陈章良当校长这一段时间，并且，该文并没有提供前文发表之后的任何新材料。也就是说，只要陈章良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中国农业大学被黑势力操控多行不义》这样的文章绝不可能在新语丝上发表。而一旦陈章良离开了那里，这样的文章就可以作为方舟子的打假业绩在新语丝上出现。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真是煞费了苦心。
实际上，方舟子写《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本身就十分可笑。因为象方舟子这样一个对世界充满恨的人，可以干一辈子打砸抢而乐此不疲，但要他表彰别人、为他人说公道话，却如同抽他的筋、剥他的皮一般，十分困难。这是因为，看别人出乖露丑，是方舟子的“最大的娱乐”，而表彰别人，对方舟子不仅没有丝毫娱乐可言，相反，对於目空一切并且心胸狭窄得出奇的他来说，这样做却有可能衬托出自己的渺小和可笑。但是，为了陈章良，方舟子却完全豁了出去，竟然干起了违背自己本性的事情，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不过，地球人都明白，方舟子也明白，在中国搞学术打假，单枪匹马是行不通的——不管“少侠”的武艺是多么高强，胆子有多么大。也就是说，方舟子要转行到中国学术界当警察，他需要有强硬的靠山。而事实是，方舟子也确实有几个靠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邹承鲁和何祚庥两位院士。方舟子交结上何祚庥，是因为他在1999年声援何祚庥对FLG的批判。而他与邹承鲁的交往，始于“基因皇后”事件。据方舟子自己说：
“我与邹先生开始有联系，始于2000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籍华人带了号称‘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的基因库回国，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被媒体称为‘基因皇后’。我质疑此人的学术地位及该基因库的实际价值，认为这是并无多大的科学价值的商业炒作，并就这一事件起草了一封公开信说明事实真相，联系了88名研究生物学的专业人士联署。邹先生发来电子邮件向我询问了情况。他没有联署公开信，但是与饶毅教授合写了一封信寄给国内报纸，表明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方舟子：《出师未捷身先死——悼念邹承鲁先生》）。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ingdian/tsou2.txt
按道理说，何祚庥院士在社会上名声不好，在学术界内，也没有什么实权，方舟子和这么一个人搅和到一起，油水没有捞到多少，反倒惹了一身腥臊气。而邹承鲁在中国生物学界，尤其是“生物化学界”，是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并且他的口碑不错。有这样的人做靠山，应该是方舟子梦寐以求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方舟子说，邹承鲁“可谓中国打击学术腐败的第一人”——既然如此，邹承鲁本应该与方舟子这个“打假斗士”一拍即合才是。而事实是，打“基因皇后”时，邹承鲁“没有联署公开信”；2001年1月5日以后，方舟子开始打核酸营养品的假，可是邹承鲁仍旧按兵不动，不伸援手——即使在方舟子声嘶力竭地高喊“我控诉：中国生物化学界专家向公众做伪证”之后。
邹承鲁最后站出来对核酸营养品明确表态，与其说是支持方舟子，到不如说是受到了国内舆论的压力。因为在那之前，2001年8月10日，新华社记者熊蕾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生物化学家发动反对道德败坏的网上战争——方是民希望他的网站将会提高中国对可疑的学术作风的辩论水平》一文；8月22日，《中华读书报》在转载此文时，副标题是《美国〈科学〉载文关注 国内同行沉默依然》，并且在按语中说：
“遗憾的是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大众传媒纷纷炒作此事时，却鲜闻国内学术刊物的声音，而且也没有任何学术团体或者相关的部门对此公开发表看法（更不用说承担起调查取证的责任）。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到何时。腐败对学术的侵蚀很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对腐败的冷漠和麻木。中国学术界，醒来！”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dushubao.txt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南方周末》在8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邹承鲁：“核酸风波”不是学术之争》的报道，在其中，邹承鲁说“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核酸营养之争在学术上没有多大意义，这不过是一个商业炒作和学术道德的问题”。但邹承鲁在表态时，连方舟子的名字都没有提。(李虎军、朱鹏程：《邹承鲁：“核酸风波”不是学术之争》，《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由此可见，邹承鲁对方舟子是有所保留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中国学术界，反对陈章良最有力的人物就是邹承鲁。饶毅在一篇回忆邹承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邹承鲁还反对过中国一度认为是青年科学才俊的一位植物生物学研究者陈章良。陈回中国后，研究水平上不去。不知道是否因为急于求成，他在90年代远跨本行，研究了恐龙蛋的DNA。如果知道恐龙的生物特性，就会知道其DNA应该和哪些物种比较接近。如果知道古生物DNA专家如德国权威Svante Paabo的意见，就会知道DNA保存是有限的，远古的DNA要有特殊条件，才能保存到可以做PCR的要求。陈大概当时不知道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微妙，从中国的恐龙蛋样品里拿DNA做分析，以为得到了恐龙的DNA，论文好像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很快发布消息。邹承鲁主持科学院生物学部做过学术鉴定，请多个专家参加，并正式成文，说拿到的不是恐龙DNA，是污染物的DNA（大意，邹承鲁给我寄过原件）。但是，据说因为中国有机构要保护回国青年科学家代表，怕挫伤回国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公布。仿佛忘记了，邹承鲁是五十年代英国名牌大学回国青年，回中国几十年后，做出贡献，却不能对80年代回国青年提出正当学术意见。恐龙蛋事件，不一定是学术腐败，但是不严谨，使科学上不成立的结论得以迅速广泛地由中国媒体传播，也不合规范，有浮夸。陈另外卷入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不是邹承鲁提出，是其他人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意见。”（饶毅：《邹承鲁：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people/zou43.txt
饶毅没有提到的是，邹承鲁还堵住了陈章良走进院士行列的通道。
也就是说，早在方舟子打陈晓宁的假之前五年，邹承鲁就在打陈章良的假；而在方舟子打陈晓宁的假的同时，网上众人也确实经常把这两个陈姓海外学人相提并论[见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陈晓宁事件专辑” 中的《读者评论“陈晓宁事件”》（二）、（四）、（五）、（七）、（九）。]方舟子后来出面公开为陈章良辩护，他心里清楚得很，他要得罪的，不仅是一些他根本就看不起、并且也毫不在乎的普通学人，他还会得罪那位他极力想要投靠的邹承鲁。但方舟子在所不惜。
2004年，《三月风》记者问方舟子：“您的学术打假和中科院邹承鲁院士揭露学术腐败有什么不同？”不知方舟子是真的没有搞懂记者的问题，还是故意装糊涂，结果答非所问。记者於是又接着问道：“90年代陈章良曾被揭露有学术腐败的行为，说他抄袭论文和伪造恐龙蛋基因，作为同专业的学者，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方舟子答曰：“这个问题，我以前就专门写过文章了，我不认识他，他也够不上抄袭和伪造。”（穆小琳：《方舟子：我为什么痛击学术腐败》，《三月风•中国新闻人物》2004年第3期。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sanyuefeng.txt）。也就是说，尽管方舟子在陈章良问题上不肯和邹承鲁正面交锋，但他的观点却没有丝毫改变的。
（4）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不惜出大丑、现大眼
我们已经知道，方舟子在科唬转基因问题时，信口雌黄，错误百出，“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同样，方舟子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陈章良“当辩护律师”，也是开口即错，大出其丑。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分析他为恐龙蛋事件辩护时，就已经简单地证明过了。下面再举一例来深入地证明这一点。
前面提到，《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一文的目的是要“为陈章良说几句公道话”，其矛头针对的是《江山辈有庸才出，各损风气多少年》的作者周求义，因为方舟子认为周文是“网上对陈章良的指责”的来源。可是，方舟子对周文中关于陈章良的文字无从下口，无法“为陈章良说几句公道话”，於是就只好改成“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以此来证明周求义的文章“充满不实之词，极不负责任”，是“造谣、诽谤文章”。对於谈家桢，周求义在《江山辈有庸才出，各损风气多少年》是这么说的：
“第三个例子是老一辈的谈家桢。如果因为尊老使我们从不能言明老一辈中也有缺点，那我们就不能彰显老一辈中有真才实学的，也不能避免老一辈仍然对现在造成问题。谈家桢是三十年代就留学美国得的博士学位，是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杜布占斯基的学生。回国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长期任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谈家桢的主要贡献是五十年代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说，反对从苏联引入的伪遗传学，我们要肯定他这一点功不可没。他一生主要是从事遗传学教学，在科学研究上没有重要发现，所以在他同代的科学家中他不被认为是优秀的科学家，比如，他是八十年代才主要靠资历而不是靠研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但他比多数同代优秀科学家在大众中要有名的多，因为他虽然英文论文写的不多不好，但在中文报刊中谈话却多，一辈子自称是摩尔根的学生，年轻人崇拜老师说说也无不可，一个人一辈子怎么可以以某某的学生为‘成就’一般来标榜呢？何况摩尔根还不是他的导师，而是他导师的导师。谈家桢最近争取经费要建‘摩尔根－谈中心’，俨然把自己与摩尔根并列了，要是谈家桢一生有科学贡献可以使他这样作，那我们中国也真可以自豪了，可是，实际情况怎么能避免外国同行笑话我们呢？谈家桢对现代遗传学懂的也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经常提建议。他向高层领导写信，推动中国开展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国开始投入数以亿计的经费做人类基因组，据说要分析人类基因组的百分之一，以免百分之百被外国人拿了去做专利，外行听过去好像一回事。实际上，一问内行，国外已经开始近十年，不久就要完成，而百分之一的目标就象没做一样，何况百分一也难逃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部份。他提倡中国从事这种研究，也完全不顾全中国没有多少人正式受过现代人类遗传学研究训练的事实，鼓励中国用现阶段有限财力中大量的经费去追国外就要结束的课题，最后不管有没有效果都通过新闻去炒作、哄外行和百姓。”
对於这段文字，方舟子说：
“此人摆出一副内行的样子训斥一位老一辈遗传学家，却是地地道道的‘哄外行和百姓’，几乎每一句话都有问题。不过我也犯不着一一指正，只挑出几点：……”
方舟子一共从周文中挑出了三点来进行“指正”。第一点就是针对“谈家桢……是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杜布占斯基的学生” 这句话。方舟子说：
“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而是俄国遗传学家、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菲利普琴科的学生。他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先在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员（Rockefeller Fellow），第二年随摩尔根搬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摩尔根和他是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谈家桢1934年到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1936年获博士学位，虽然他受的是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但杜布赞斯基在当时还未独立，仍属于摩尔根实验室（也就是所谓二老板），所以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妥。如果我是谈家桢，我更乐意自称杜布赞斯基的学生。杜布赞斯基的名气虽然不象摩尔根那么大（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对生物学的贡献却并不比摩尔根小。”
不明真相的人在看过这段文字之后，一定会对方舟子的博学叹服得五体投地。你看他，从俄国到美国，从杜布赞斯基到菲利普琴科，从摩尔根到米丘林，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听听他那句“如果我是谈家桢”，这口气，就好象他和谈家桢在成就和地位上可以称兄道弟似的。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方舟子上面的这段文字，包括英文单词和阿拉伯数字，总共280个字，陈述了以下十个“事实”：
1、 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
2、 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
3、 菲利普琴科是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
4、 杜布赞斯基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
5、 杜布赞斯基最初在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员；
6、 杜布赞斯基在1928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
7、 杜布赞斯基是摩尔根实验室的二老板；
8、 摩尔根的名气来自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
9、 杜布赞斯基对生物学的贡献不比摩尔根小；
10、 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
事实是，这十大陈述，都是方舟子分泌出来的无知。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个问题：杜布赞斯基真的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吗？答案：不是。
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Grygorovych Dobzhansky，1900-1975) 1921年毕业于基辅大学，1924年到列宁格勒大学遗传学系给系主任菲利普琴科(Philipchenko，也做Filipchenko，1882-1930)当助手（assistant），一直到1927年底去美国。虽然从学术承传和个人关系上讲，他们二人有师生之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是师生关系，而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详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New York, 1973。这本书根据杜布赞斯基的口述自传写成。)方舟子之所以说“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很可能是根据维基百科“Dobzhansky”词条中的这句话：“He then moved to Leningrad, Russia, to study under Yuri Filipchenko”。其实，在这里，“study”不过是研究的意思。另外，杜氏确实说过菲氏是自己的“mentor”。mentor者，“a wise and trusted counselor OR teacher”也，并不一定是老师。
第二个问题：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吗？答案：是。
杜布赞斯基之所以能够到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的实验室去，是受菲利普琴科的派遣，到那里去“学习”（study）的。当美国领事问杜布赞斯基要到美国去干什么时，他回答说：“I want to learn from Professor Morgan the latest knowledge about U. S.”(见：Stebbins, G. L. Recollections of a Coauthor and Close Friend. In Genetics of Natural Populations: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Ed. L. Lev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 p7-13.) 因此，美国领事向他颁发了学生(student)签证。另外，杜布赞斯基在俄国的最高学历只是本科毕业，习惯于在他人手下做研究，因此他到了美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摩尔根指示他应该做什么。(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从上面这两点来看，杜布赞斯基与摩尔根的关系才更象是师生关系。也许方舟子会狡辩说，师生关系要根据学校的登记注册才能够建立。假如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方舟子说“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就是大错特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能够成立的话，“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就不能成立。反之亦然。方舟子之所以犯这样的逻辑错误，当然可能是他的狡辩本能在作怪，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对历史的无知。
第三个问题：菲利普琴科是“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吗？答案：不是。
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根据维基百科，“its primary founders were Sewall Wright, J. B. S. Haldane and R. A. Fisher, who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related discipline of quantitative genetics.”也就是说，在“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中，根本就没有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这个名字。实际上，笔者翻遍手头的Population Genetics书籍，也找不到关于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的片言只语。摩尔根的首席大弟子Alfred Henry Sturtevant撰写的的A History of Genetics (Harper & Row，New York, 1965) 中有专门的一章(第十七章)讲Population Genetics and Evolution的历史(p107-116)，其中也没有提到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著名科学史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迈尔(Ernst Mayr) 在其名著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Belknap Press, Cambridge, MA. 1982.) 中有一节专门讲“进化遗传学的进展”（群体遗传学是遗传学与进化论的综合），其中提到S. Wright, J. B. S. Haldane和R. A. Fisher，以及前苏联遗传学家切特维尼可夫（Sergei S．Chetvegikov，1880－1959），但是也没有提到Philipchenko (见：p550-559)。(迈尔在正文中提到杜布赞斯基曾与他工作过，“he worked with Philipchenko in Leningrad”，但在该书的index中没有Philipchenko。)即使是杜布赞斯基自己，在他的名著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也只是顺便地提了一下菲利普琴科的工作，并且仅此一次：“Equally good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Philiptchenko (1934) on quantit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strains of the cultivated species of wheat.”(Dobzhansky, Theodosius Grigorievich. 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7. p76.)
那么，方舟子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菲利普琴科对群体遗传学的值得一提的贡献，就是在1927年发明了macroevolution 和microevolution这两个术语。十年后，杜布赞斯基在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提到了这两个新概念，首次把它们介绍到了英美学术界(菲氏的文章用德文发表)。 但是，杜布赞斯基在引入这两个概念之时，第一，他没有提到菲氏的名字；第二，他是在反驳菲氏的观点。按照菲氏，macroevolution是指物种之间以及分类等级在种以上的生物进化，而microevolution是指物种之内的进化。菲氏认为，物种内的进化机制是“选择”，但物种以上的进化机制却并非选择。与之相反，莫斯科的切特维尼可夫学派的观点与菲氏不同，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杜氏的观点与切特维尼可夫学派相同，他的原文是：“……we are compelled at the present level of knowledge reluctantly to put a sign of equality between the mechanisms of macro- and microevolution.”(见该书第12页)。也就是说，杜氏认为，在进化机制上，并不存在macroevolution 和microevolution的区别。
在作于2000年4月的《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遗传学痛史》中，方舟子写道：“虽然俄国拥有切特维里科夫、菲利普琴科（这两位大师的群体遗传学方法在他们的学生杜布赞斯基于1927年移民美国后传播到了西方，为综合进化论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这几乎是胡诌了。杜布赞斯基既不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更不是切特维里科夫的学生。菲利普琴科对群体遗传学的贡献(如果有的话)，及对杜布赞斯基的影响，主要是在观念上，而不是在方法上。另外，综合进化论(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创建”于三十年代初期，当时的创建人对菲氏的观点一无所知。杜氏可以说是综合进化论的集大成者，并非创建人。他在美国成大名，是1937年以后的事情。看看杜氏自己在六十年代初的口述自传中是怎么说：
“I certainly don’t mean to make a preposterous claim that I have invented the synthetic or biological theory of evolution. It was, so to speak, in the air. People who have to be credited of having more than anybody, contributed to it, I believe I said already in our interview before were Fisher, Sewall Wright, J. B. S haldane, and in their turn their predecessor was Chetverikov. What that book of mine, however, did was—well, if you wish, in a sense, popularizing this theory.”
(转引自：W. B. Provine. The Origin of Dobzhansky’s Geni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ed. MB Adam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94. p99-114.)
方博士，需要我把上文翻译成中文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您是根据菲利普琴科的什么著作，把他捧成“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的？
【注：现在美国科学史学者之所以对杜氏的苏联背景非常感兴趣，是因为杜氏在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主要观点，在该书发表之前，并不为外人所知。人们对这些观点的来源感到迷惑不解，因此猜测他受到了菲氏或其他前苏联科学家的影响。】
第四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是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吗？答案：不是。
前面提到，杜布赞斯基在1927年是以学生的身份到美国的，按照他当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议，他在美国学习一年之后，是要返回苏联的。并且，这个签证不允许他在美国工作。因此，当他1931年到加拿大改换签证时，因为他在此之前曾非法工作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结果被拒绝重新入境，面临返回苏联的窘境(按照当时的情形，杜氏如果回国，几乎注定要受到迫害)。后来，由於美国总统胡佛的亲自干预，他才获得移民签证。(详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p185-188)。也就是说，杜布赞斯基并非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如果方舟子非要说“他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那么请问方博士，您是不是在“1990年年底移民美国”啊？
【注：方舟子说杜布赞斯基“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很可能是根据维基百科中的这句话：“Dobzhansky e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7 on a scholarship from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riving in New York on December 27.”实际上，这个“emigrate”应该翻译为“迁移”、“迁居”。不知道方舟子那蹩脚的英文能否区分这样两个词汇：
emigrate：to leave one country or region to settle in another.
immigrate：come into a new country and CHANGE RESIDENCY.】
第五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最初在摩尔根实验室是当研究员吗？答案：不是。
杜布赞斯基到摩尔根实验室时，并不是什么研究员，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博士后。方舟子硬要把Rockefeller Fellow翻译成“研究员”，既是出於无知，更是出於狡辩。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他自己岂不是曾在美国担任了两届“研究员”？ 如果真是那样，他在中国还不吹破了天？
第六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是在1928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吗？答案：不是。
1928年底，摩尔根的实验室从哥伦比亚大学搬迁到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把自己的助手也带了过去，这其中就包括到他的实验室尚不满一年的杜布赞斯基。当时，杜布赞斯基的职位并没有任何改变，仍旧是Rockefeller Fellow。只是他后来的研究出了成果，加州理工学院在1929年聘请他当助理教授。1936年，因为德克萨斯大学和冷泉港实验室要把杜布赞斯基挖走，加州理工学院才把他提升为正教授。
第七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是摩尔根实验室的二老板吗？答案：不是。
摩尔根带到加州的助手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他的学生、在世界上第一个绘出染色体遗传图谱的Alfred Henry Sturtevant。他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之后，就被聘为正教授。杜布赞斯基实际上是在Sturtevant的实验室做研究。后来他们两人发生矛盾，杜布赞斯基在1940年离开了加州理工。除了Sturtevant，摩尔根还有其他的学生在他的实验室工作。所以，所谓的“二老板”之说，完全是方舟子的“想当然耳”。 (如果说杜布赞斯基是Sturtevant实验室的二老板，或许说得通。)
第八个问题：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来自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吗？答案：不是。
方舟子编造的最大笑话，就是他说“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摩尔根就已经名气大噪，蜚声世界。他在1919、1922年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只是因为当时评奖委员会认为他的遗传学研究与医学和生理学距离太远而没有获奖。摩尔根最终在1933年获得这项荣誉。在此之前，摩尔根在1927年成为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院长、1930年成为美国最大科学家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主席、1932年当选为国际第六次遗传学大会的主席。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促进会都是涵盖所有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组织，方舟子所谓的“外行”在这两个组织之中占据绝大多数。难道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美国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因为“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才知道摩尔根的吗？
实际上，所谓的“米丘林主义”，是在米丘林1935年去世、李森科成名之后兴起的。方舟子在作于几个月之前的《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也说：“就在这一年[指1935年]，李森科先后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科院院士，并正式提出了米丘林主义的伪科学理论，否认基因和任何特殊的遗传物质的存在，认为细胞才是遗传的基础，细胞的任何部分都有遗传性。”方舟子也许对米丘林主义略知一二，但却对摩尔根的功绩毫不了解。一个分子生物学博士，竟然无知到这个程度，并且信口雌黄、忘言妄语到这个程度，简直就是丢尽了天下博士的脸面！
第九个问题：杜布赞斯基对生物学的贡献不比摩尔根小吗？答案：不是。
摩尔根对遗传学的主要贡献，就是确定了基因位於染色体上。这个成果，把孟德尔遗传学置于坚固的物质基础之上。可以说，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及基因组学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2000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Eric Kandel说：
“就象达尔文对动物物种进化的洞察力将十九世纪作为描述科学的生物学凝聚在一起一样，摩尔根对於基因及其位於染色体的发现促使生物学转变为实验科学。”(Much as Darwin’s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species first gave coherence to nineteenth-century biology as a descriptive science, Morgan’s findings about genes and their location on chromosomes helped transform biology into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
http://www.columbia.edu/cu/alumni/Magazine/Legacies/Morgan/
而杜布赞斯基的主要贡献，是将孟德尔的遗传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综合到了一起，来解释群体的进化机制。且不论杜氏对综合进化论的具体贡献如何(见上面引用的杜氏口述自传)，这个理论本身也是建立在基因位於染色体之上这个科学前提之上的，其影响，也主要局限于进化论这一领域。
从另一个角度看，摩尔根生物学的贡献还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研究至今在美国首屈一指，这与摩尔根打下的基础关系极大；从摩尔根的实验室中，走出了至少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贡献，在完全没有政府的帮助这一前提之下，在整个二十世纪，不仅是极为罕见的，而且是难以想象的。相反，杜氏的学生虽然也不少，并且也有成大名的，但与摩尔根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之上。
最后一个问题：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吗？答案：是。
由于极度的无知，方舟子对周求义在文章中说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而是杜布赞斯基的学生，竟然信以为真，但为了狡辩，就编出了一个所谓的“二老板”鬼话，以此证明“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妥”。实际上，据谈家桢本人说：
“我被接受为摩尔根的博士研究生，但因为摩尔根的行政事务繁重，我实际上被指定在Sturtevant和杜布赞斯基的联合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杜布赞斯基直接负责指导我的学位论文研究。我实际上是杜布赞斯基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I had been accepted as T. H. Morgan’s Ph. D. student, but because of Morgan’s busy administrative duties, I was actually assigned to study and work under the joint sponsorship of Sturtevant and Dobzhansky, and Dobzhansky wa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supervision of my thesis research work. I was, in fact, Dobzhansky’s first Ph. D. student.）(见：Chia-Chen Tan. Mentor, Colleague, Friend. In Genetics of Natural Populations, p1-6.)
也就是说，谈家桢名义上的导师就是摩尔根，“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不是“没有什么不妥”的问题，而是名正言顺的问题。
在刘菊花的《网络奇才方舟子》中，方舟子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学术上，我更喜欢探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问题，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
而上面讨论的这段只有280个字的话，竟然充斥着十个关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错误，——从极为简单的史实，到较为深奥知识——，方舟子已经不是什么“几乎每一句话都有问题”，而是开口即错，全篇皆错，从头错到尾，错得无法再错。面对着如此的让人笑掉大牙、让人跌破眼睛、让人目瞪口呆的大错特错，我们不能不为中国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界感到万分的庆幸：方舟子最终投身于打假和保假的“事业”之中，中国的学术界中不过是多出了一个靠搞打、砸、抢，靠忽悠、欺骗来搏取名利的混子而已；假如他真的去“探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就可能会诞生出一个方森科！(方舟子的《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遗传学痛史》还真把于光远给忽悠懵了，该氏为此写了一篇《喜闻不同意见——答方舟子的批评》。见：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history/yu-li.txt)。
【注：为了节省篇幅，笔者就“犯不着一一指正”方文中的其他错误了。】
（5） 方舟子为什么要死保陈章良？
在《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的结尾，方舟子摆出了中国学术打假“唯一人”的架势总结说：
“学术打假，要有根有据、有理有节，切忌沦落成造谣、诽谤。公平地对待每个人，不要因为遇到的是‘名人’，就头脑发热，降低标准。”
实际上，遇到名人“就头脑发热，降低标准”的，恰恰是方舟子自己。但是，遇到陈章良时，我们这位斗士的头脑不仅没有发热，它简直就冷得如同一块坚冰，并且，非但不降低标准，他还要把自己打假的标准提得高高的，其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要放陈章良过关。其实，尽管方舟子百般辩护，他也不得不承认陈章良确实有假可打，但他先把自己打假的范围缩小，放过四点中的两点，然后又把陈章良的抄袭责任转变成了“名义上的责任”、“管理、领导责任”，而“恐龙蛋基因研究”之假虽然够得上“立此存照”，但那“已是几年前的旧新闻，也就算了”。方舟子突然间成了一个宽大为怀的活菩萨了！
问题是，方舟子以尖酸刻毒而闻名于世，与人为敌、搞打砸抢是他的本性，而看名人出乖露丑，又是他的最大娱乐，他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独独对陈章良如此宽宏大量呢？他为什么要干与自己的本性完全相反的事情呢？这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之谜。
2005年12月，网易的新闻中心制作了一个专题节目，《陈章良的张扬人生》。其中有一节的标题是“事发要有人保航护驾”：
“上世纪90年代，陈章良嫖[原文如此，很可能该文作者用这个字来暗示所谓的‘第三点——引者注]窃论文事件和恐龙基因研究，招来全国骂声一片，闹得沸沸扬扬。专司‘捉鬼’的‘反伪斗士’方舟子偏偏对陈章良客客气气。不仅手下留情，还辟文为其辩护。”
“方舟子声称与陈章良素昧平生，为何扯开大旗为陈章良保驾护航不得而知。而陈章良就算‘丑闻’缠身却金身不倒，张扬有理。”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13A4/chenzhangliang051221.html
其实，所谓的“不得而知”，不过是一个含蓄的说法。“专司‘捉鬼’”的阎王爷，看到鬼不捉，反倒贴本钱为他鸣锣开道，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猫腻——这一点，并不需要有多么高的智商就可以猜出。问题是，这个猫腻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人说，方舟子和陈章良都是福建人，并且都是留美出身，所以方舟子特别护着陈章良。实际上，方舟子为了成名，可以做到“六亲不认”，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放过（为了显示自己是个天才，方舟子在叙述自己的身世时，一再强调自己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连母校都不放过（如他反复地打中科大校长朱清时、教授郭光灿的假），区区一个福建老乡，怎么会让他做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更何况，从2007年12月底起，新语丝又大张旗鼓地打新科院士谢华安的假。方舟子的老家在闽南云霄，谢华安的老家在闽西南龙岩，二地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仅120公里。从地理上说，方舟子和谢华安都是闽南老乡。而陈章良的老家在闽中福清，与云霄相距约270公里。方舟子对家门口的闽南老乡都照打不误，那个远在五百里之外的闽中老乡又何足挂齿！
还有人说，方舟子因为在最初想进北大当教授，所以对陈章良这个北大副校长网开一面。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这种可能性也不大。确实，在最初，方舟子与北大的刘华杰、清华的刘兵、上海交大的江晓源等人打得火热，每次回国，似乎都有“知识界人士为我洗尘”。当年刘华杰自掏腰包为方舟子买了个到北大作讲演的门票，方舟子喜不自胜，把讲演前的广告和讲演后的照片都贴在新语丝上向世人显摆。由此可见，方舟子对北大还是充满敬仰之意的。
不过，方舟子与北大的关系，在那次讲演前后就闹僵了。据方舟子自己说，先是因为北大哲学系的网页不再刊登他的文章、他在北大哲学系兼职的事情不了了之，后是原定给北大哲学系的“讲座”受到“北大哲学系的老师普遍反对”而“最终也没了下落”；再后来，那个实现了的“北大博士生联谊会”讲座邀请原来是需要付费的。（见方舟子：《我看北大》，作于2000年12月28日）。
【据方舟子自己说，他“在离开美国的前夕，总算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方舟子在去北大讲演之前，就已经知道那是讲演是花钱买吆喝。但这并没有降低他显摆自己“曾到北大讲演”的兴致。新语丝“新到资料”在那段时间曾登有“方舟子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海报”（2000年10月22日新到资料）、“10月23日方舟子在北京大学演讲的照片”（2000年11月7日新到资料）、以及“方舟子10、11月间在北京活动的剪影一束”（2000年11月20日新到资料）等广告和照片，可见刘华杰那三百元人民币被方舟子给充分利用了。】
暗中的窝囊气，方舟子可以忍受；明地里的羞辱，方舟子却绝不会轻轻放过。方舟子的那个北大讲座，显然不是那么成功。刘华杰说“当晚听讲座的人数不算多，也不算少”，“据我印象，方在北大的讲座基本成功”，这显然是有所保留的评价。后来方舟子说，“这次去北京，种种遭遇，让我对北大的印象极坏”，可见他确实是在北大“遭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他在2000年12月22日借批评北大BBS上一篇文章的引子，狠狠地发泄了一下自己的怨恨。（方舟子：《评北大BBS的“精彩文章”〈给方舟子进一言〉》）。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引来了北大学生的不满。12月29日，北大学生BBS“一塌糊涂”上出现了一个帖子，题目是《方先生您又何必？谈我所知道的方舟子讲座情况》，把方舟子付费到北大讲演、并且要在讲演后从事“商业活动”（即签名售书）的老底给揭了出来。至此，老羞成怒的方舟子接连写了《我看北大》（作于2000年12月28日）、《答〈方先生您又何必？谈我所知道的方舟子讲座情况〉》（作于2000年12月29日）、《北大名声也能卖》（作于2000年12月30日）等文章，算是和北大掰了。再过几个月，方舟子与“北京知识界人士”们闹僵，尤其是与刘华杰翻了脸，方舟子於是在2001年8月写了篇《北大教授从来不难当》，后来又写了个《现在的北大教授更不难当》，算是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但是，他进入北大的大门似乎也就此被堵死了。
也就是说，在撰写《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之前，方舟子就已经对北大“怀恨在心”了；在那之后不久，这暗中的仇恨就已发展成了公开的咒骂；不到一年的工夫，北大就成了他的最大假想敌人。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影响方舟子为陈章良当辩护律师七、八年如一日的决心和恒心。所以说，方舟子保陈章良，不大可能是因为要借助对方进入北大。
那么，方舟子死保陈章良，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俗话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又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方舟子乃是一个名利之徒。当年逐利不成，转而求名（见本系列《败运商人方舟子》）；后来求名得手，又转而逐利（如他办网上书店、抄书卖钱、以及非法募捐，等等）。所以，要寻找方舟子死保陈章良的动机，就要从“名利”二字上着手。
按道理讲，从“求名”这个角度上看，方舟子打陈章良的假，比保陈章良的假，对自己更为有利。因为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陈章良的名声在学术圈内都不怎么样（陈章良到中国农大之后，在校内师生中的口碑不错，这另当别论），但他的地位高，名气大，是方舟子打假的标准对象，也完全符合方舟子的打假标准。从另一方面讲，因为死保陈章良，方舟子在名声上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如邹承鲁就难免对他的打假诚意心存疑虑，更多的人则直接指责方舟子（如杨玉圣在2000年就当面指责方舟子）。精于算计的方舟子，对这其中的得失，当然心知肚明。但他仍旧无怨无悔地为陈章良作着默默的牺牲和奉献。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方舟子保陈章良，不太可能是为了“求名”。
从另一方面看，陈章良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从事的研究课题就是转基因植物的研制。在转基因植物这方面，说陈章良是世界级先驱，或许过分；但说他在国内首屈一指，却货真价实。华盛顿大学位於圣路易市，与后来的转基因商业巨头孟山都公司恰恰同处一地。据1987年10月20日出版的《热科院热农大报》上的一篇文章，《殷殷爱国心——访回国应聘的26岁留美博士陈章良副教授》，说，
“l985年1月欧州分子生物学学报发表了24岁的陈章良的第一篇论文，在世界上首次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地转移到矮牵牛(茄科植物)上，并使大豆蛋白基因在矮牵牛种子里得到表达。……当陈章良取得这项举世瞩目的成果后，华盛顿大学孟山都公司立即把作为一般学生的陈章良吸收进公司给予专家学者的待遇——专门给他一套精密仪器设备，从事基因工程的研究。这种待遇在华盛顿大学中是寥寥可数的。这对于陈章良来说，正如虎添翼，到公司不久便在去年6月成功地把抗花叶病病毒基因，转移到烟草、番茄等作物上去，解决了世界上长期不能解决的防治植物花叶病的难题。嗣后，他又把一种能使昆虫致死而对人体有利的蛋白基因转移到蔬菜上去，使蔬菜生长期不用农药喷杀就能达到防虫害的满意效果。这些科研成果都有极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给孟山都公司获得了巨额的专利费。”
http://hongye.scuta.org/xw/newspaper/old/list1.asp?id=6529
也就是说，在1987年回国之前，陈章良就是孟山都公司的雇员或准雇员了。回国之后，陈章良很快成为中国最早公开支持转基因植物推广的学术界高层人士。2000年8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江炜的《转基因作物并不可怕》一文，其中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陈章良教授非常支持转基因作物在我国的推广。他可能是中国参加国际生物技术安全会议最多的科学家之一。”
事实确是如此。2000年3月14日，中新社发布的一篇报道说：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表示，他已经关注到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内外人士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忧虑，其实这种忧虑大可不必。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中国在关注生物技术安全性的同时，应加快推广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农业生物技术成果。”
“这位国家‘八六三’计划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介绍，在农业领域中，可将转基因生物技术应用到杀虫、抗除草剂等方面，起到提高产量和质量、减少污染以及提高作物抗逆性等益处。到一九九八年底，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近四亿二千万亩，多种相关作物进入市场，包括耐保存的西红柿，抗虫的马铃薯，抗虫和抗除草剂的棉花、大豆、玉米，提高有效成分的油菜，抗病毒的南瓜、木瓜等等。在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广泛的美国，两亿多人食用四年多来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不良影响，其他地区也没有接到有问题的报告。”（张明新：《陈章良为转基因农作物释疑》，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3-15/71859.html）。
2000年7月5日，《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赵维的文章，题目是：《转基因植物：没有一个例子证明它们有毒》，该文的副题是：《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为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释疑》。文章的引言是这样三句话：
■西方人已经吃了五年转基因食品，为什么突然爆发了一场关于安全性的争论？
■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
■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有这么多的安全会议，是因为社会关心。科学家需要用科学的证据来说服
http://mediawatch.cn/GB/channel1/15/20000705/131267.html
2001年2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刘万永、李纬娜的文章，《陈章良“笑”说基因》。其中说：
“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当然能吃。据我所知，美国等国家有3亿人已经吃了将近6年的转基因食品，至今没有发现一例因此患病的人。也许再过10年、20年，当转基因食品在餐桌上非常普遍的时候，农学专业的学生会说，10年前，人们就像当年害怕吃西红柿一样害怕吃转基因食品。说的就是我们。”
www.people.com.cn/GB/kejiao/42/155/20010219/398768.htm
陈章良的上述言论都发表在方舟子对外宣称自己是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并且为转基因植物和食品的推广进行正式科唬之前。但是，从上面这些随机选取的言论之中，我们却几乎可以找出方舟子后来“科唬”转基因问题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请看：
陈章良说，“转基因生物技术应用到杀虫、抗除草剂等方面，起到提高产量和质量、减少污染以及提高作物抗逆性等益处。”
方舟子说，“发展转基因作物有很多好处，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减少农药污染、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
陈章良说，“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当然能吃。”
方舟子说，“我们天天吃的大米实际上不是‘健康食品’……吃这种转基因大米，要比吃普通大米更有益身体健康”，“转基因食品不仅比较便宜，也往往比同类食品更安全……比同类作物更‘绿色’”。
陈章良说，“据我所知，美国等国家有3亿人已经吃了将近6年的转基因食品，至今没有发现一例因此患病的人。”
方舟子说，“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而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大约60％含有转基因成分”；“转基因食品在美国上市已有十几年，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有70％含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志，我多年在美国生活，当然已经吃了无数转基因食品”。
陈章良说，（转基因植物的推广）“在科学界反对意见只占极少一部分”，“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
方舟子说，“支持转基因是主流科学界的立场”，“欧洲科学界的主流对转基因技术是非常支持的”。
陈章良说，转基因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政治、经济和贸易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科学问题了。”
方舟子说，“一些欧洲政客出于和美国打贸易战的需要而反对转基因”。
陈章良说，“我认为农业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应当大力发展，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
方舟子说，“如果我们听任他们在媒体上愚弄世人而不加以反击，那么这项刚刚起步、有着无限美好的应用前景、甚至可能最终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新技术，就可能被以正义的名义扼杀掉。”
两相对比，虽然这个两个人的基本观点相似，但陈章良的言论比较客观，说得较有分寸，与他的政府官员身份颇为符合（陈氏关于bt毒素蛋白的言论极为无知，暂不讨论）。而方舟子的言论，基本上就是陈氏观点的发挥，只不过因为他的无知和狂妄而发挥过当，结果暴露出了自己这个街头光棍的原形。比如，陈氏说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时间，都是从1996年算起的（实际上是在1995年底），而方舟子在2003年就叫喊“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另如，陈章良在证明自己所说的（转基因植物的推广）“在科学界反对意见只占极少一部分”，“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这个观点时，就举出了“培育出世界第一批转基因植物的美国科学家毕齐，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科学家沃森，获得诺贝尔奖的，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的伯格”等人为证，尽管没有举出具体的言论。而方舟子在六、七年的科唬生涯中，从来就没有敢举出一个“主流科学界”的例子。还有就是，陈章良说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而方舟子则把转基因技术说成是“可能最终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新技术。”总之，从对转基因问题的宣传、介绍这方面来看，陈章良的学术素养要比方舟子高得多，其言论基本上可以让人们接受。而方舟子则象是一个穷得要马上赚取一笔佣金来买面包糊口的推销贩子，其迫不及待、胡言乱语，反倒使人们心生疑虑、望之却步。
问题是：方舟子死保陈章良，与转基因问题有关吗？
本文在前面已经证明，方舟子力挺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植物，和他受雇于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几乎是同步开始的，都在2001年的五、六月间。而方舟子公开为陈章良辩护，始于2000年10月23日的北大讲演。
【注：刘华杰在《关于方舟子来北大讲座的经过》中说：
“方当晚讲的范围只限于网络和部分陈晓宁事件。讲座唯一特殊之处是，有人问方能否讲一下所谓‘陈章良’抄袭案及恐龙蛋化石的事，方的回答是：1）陈的事件他知道一些，不能全怪陈，方看过SCIENCE的说明；2）研究化石中保存的古DNA是允许的，也有这样的一门学科叫分子古生物学，陈的工作是学术范围内的事。此事以前我与方从未谈起过，我也没想到方有这样的看法。”
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essays/wo_beida3.txt
另据文木的《记方舟子在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讲座》：
有一人问到北大陈副校长‘抄袭’案及恐龙蛋事件，方有些犹豫。听众坚持让他讲，方才作了坦率说明。他认为有关这两件事的报道都冤枉了陈章良。他从自己了解的情况分析说，在那篇被指控抄袭的文章中，陈的署名列倒数第二，按国际惯例，陈对那篇文章所承担的责任应当最小。另外那篇论文文字虽有抄袭，但数据是自己做的，只能说明中国科研人员英语表达有困难。从分子古生物学的角度看，对恐龙蛋的研究也属于正常的科学研究，陈在国际不是第一个做的，犹他大学早有人做过从恐龙化石克隆基因的实验。当然对于用PCR方法所克隆的基因是否是外源污染所致，学界有一些争论。方说，这些争论是正常的，不能说做这种研究就是搞伪科学。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jiangzuo.txt】
在此之前，新语丝上批评陈章良的文字，基本上还能够正常出现（见前面提到的几期《读者评论“陈晓宁事件”》。方舟子在北大为陈章良辩护的言论，在一个多月之后，被他总结成《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一文，在新语丝上发表。根据上述时间顺序判断，方舟子保护陈章良，似乎与转基因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直到2001年春季，方舟子对这个问题尚且没有明确的观点和立场。
不过，本文——《“生物信息学家方舟子”考》——至今所考证出的所有证据，都支持下面这个假设：方舟子在中国支持转基因是在为那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或“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服务（这个假设的最终证实和证否，需要方舟子公布自己在美国的就业背景）。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还可以继续提出这样的猜测：这家美国公司在正式雇佣方舟子之前，很可能与他有所接触，并且对方舟子在中国的“打假”表示了关切。陈章良是当时中国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最有力的发言人，同时他又是最受海外学人诟病的海归，方舟子打假能否打到陈章良的头上，显然会是这个公司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只是在方舟子明确表态力保陈章良之后，方舟子才被这家公司正式聘用——在受到聘用之后，方舟子才知道自己的真正任务是宣传转基因产品。
笔者承认，这个新的假设——方舟子保护陈章良是受到美国商业势力的指使——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作为支撑。能够支撑这个假设的，是大量的间接证据，以及世界上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常识和逻辑。由於方舟子是公众人物（科普作家、报纸专栏作家、打假斗士），任何人都有权力对他的乖张行为（为了支持转基因产品而欺骗中国公众，极力隐瞒自己在美国就业的详情，以及有假不打，反倒为假辩护，等等）发出疑问。而本人上面的这个假设，就是基於这样的疑问产生的。解答人们的疑问，证否上面的假设，是方舟子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即使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也应该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问题是：方舟子敢吗？
b 张启发——一个中国学术界培养出来的超级学霸
提到中国的“转基因科学家”，“内行”的人谁也不会把张启发给漏掉。如果说在21世纪之前，陈章良是转基因势力在中国学术界内最有力的吹鼓手的话，那么，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角色就逐渐地被张启发所取代了。只不过是，与陈章良的“张扬人生”相比，张启发较为低调，因此，除了在植物学、农学等与他的研究方向相近的领域、以及武汉、湖北、华中这块他的居住地区，知道有这么一个牛人的人，并不很多。
张启发何许人也？综合网络上的资料，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张启发，男，1953年12月生人，湖北公安人，1976年华中农学院毕业，1982年到美国留学，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遗传学系博士学位，1986年回到母校华中农大，担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等职。1993获瑞典国王Baudouin奖，199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同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03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6年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2007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可以说，对於一个中国学人而言，今年尚且不满55岁的张启发，在国内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地位和名望的顶峰。
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张启发的人生道路与陈章良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是国内农业院校毕业，都是在1982年出国，投的都是名校和名师（张启发的导师Robert. W. Allard在1973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陈章良的导师Roger Beachy在1997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都是在毕业之后很快回国(张启发1986年，陈章良1987年)，并且研究领域都是植物分子生物学——陈章良研究转基因植物，张启发研究植物遗传性状的分子标记。
但是，张、陈二人的人生路途在他们回国之后开始分叉。陈章良1987年到北大生物系任副教授，以后基本上是每两、三年登一个台阶：先是正教授（1989），然后是北大生物系主任（1992）、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1993），35岁就任北大副校长（1995）。也就是说，陈章良在国内学术界独领风骚十余年，除了搞学术不行，其他几乎样样都行。但最终，陈章良不得不黯然离开学术界，成为职业官僚。而张启发回国则早陈章良一年，但直到1992年39岁时才被提升为正教授。可是他坚持搞学术研究，最终在学术界坐大，成了中科院的院士，并且成为中国农学界的领军人物。
如果我们把陈章良的“成功”之路视为旁门左道的话，那么，张启发的“成功”之路似乎是一个学者应该走的正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1） 一个“打造”出来的院士
张启发的成功，虽然从个人角度讲，走的是正路，但从中国学术界这个大环境来讲，却与陈章良的“成功”，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他们二人的相同之处就在於，他们都是被“打造”出来的。
2004年4月14日，《湖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启发：投入与回报》的报道，详细地介绍了张启发的成才经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农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将张启发等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人送往世界科技前沿深造，张启发归国之时，当时的校长孙济中教授就认定这个小伙子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命科学研究方法，是华农的未来。
“一穷二白。缺水，建水塔；没电，买发电机。总而言之，砸锅卖铁，举全校之力为张启发搭建科研平台。孙校长果断拍板投入10万元启动资金，挤出400平方米实验室，并采取超常措施从各院系强行调来超低温冰箱、离心机等10大件仪器，专门为张启发组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与此同时，跨学科抽调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给他充当助手，并专门开办7年制本硕连读的生物技术班，培养后备科研队伍。
“校方甚至专门为张启发配备了一位实验室总管——他过去的老师、曾经当过科技副县长的章荣德，因为老章既懂业务又懂管理。老章牺牲了自己的科研前途，一门心思把总资产6千万元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告诉记者：华农不缺我搞科研，但张启发需要我当助手，虽然实验室产生的所有成果都没有署我的名字，但我为每一项成果感到骄傲。每次张启发他们感谢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的牺牲很值得。
“在张启发的周围，孙济中不止一个，章荣德也不止一个，他们共同造就了张启发。
“今天大名鼎鼎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其两名院士、三名长江学者的超强阵容，成为华中农业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承担课题、科研经费、取得成果均占全校三分之一。
“做大做强张启发这个品牌，体现出华中农大的一贯思路：看准了就舍得投入，迅速形成局部优势，最终将局部优势化作亮点。按照这种模式，该校花二十余年时间打造出张启发、傅廷栋、陈焕春、谢从华等新一代杰出人才。山高人为峰。尖子人才的高度决定了华中农大的高度。以人才为依托，华中农大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
“砸锅卖铁”、“强行调来”、“共同造就”、“打造”、“做大做强XX品牌”，这些商场、官场气息浓郁的词汇，出现在一个学者的成长经历之中，出现在一个大学的“思路”之中，我们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的过去和现在感到悲哀，并对它的未来感到担心：现在中国的院士之中，有多少人是这样“打造”出来的？换一个问法就是：用这样的行政手段来“打造”，难道还有人不能成为“品牌”吗？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打造出一个这样“品牌”，华中农大需要牺牲多少其他学者的利益和机会？可以这么说，张启发的“成才”经历，暴露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顽症和痼疾：缺乏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因此就造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的局面。
那么，张启发本人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据《张启发：投入与回报》说，“他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大师级的科学家。连外国同行都说，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这个牛未免吹得太大。实际上，不仅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张启发鲜为人知，就是在水稻、小麦的数量遗传学、分子标记领域，——也就是张启发自己的地界——，他的水平最多也不过是中等偏上而已。证明如下。
根据1998年颁发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张启发“在国内外多种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63篇，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特邀报告，论文被引用280余次。”（见：http://www.cycnet.com/cysn/hotspot/sciward/000328024.htm）。也就是说，在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前，他发表的论文，每篇平均被引用了4.4次。这样的成绩，能说是“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吗？
当然，在当上了院士之后，张启发的论文数量和论文引用率都有大幅度地增长。2003年，张启发获得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在获奖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张启发课题组近十几年来共发表论文120余篇，被SCI收录杂志引用1200余次”。（见：http://www.hl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518）。也就是说，五年左右的时间，张启发不仅论文数量增长了近一倍，连引用率都番了一翻还多。难道张启发真的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注意”了？其实，如果我们稍微花费点儿心思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以张启发为通讯作者的学术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1997年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的Importance of epistasis as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至今共被引用264次（2008年2月2日http://scholar.google.com检索）。这个数字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那264篇论文，你就会发现，它们之中有四分之三的文章的作者全部是华人，并且是大陆华人。不仅如此，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章几乎全部都发表在2000年以后。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认为“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的，并不是什么“外国同行”，而是“国内同行”。“国内同行”为什么“不注意张启发不行”呢？原因之一就是：张启发是院士，手中握有生死予夺的大权。
也许有人会说，只拿出一篇文章来当作例子，能说服人吗？那么我们就多检查几篇。
JP Hua, YZ Xing, CG Xu, XL Sun, SB Yu, Q Zhang. Genetic Dissection of an Elite Rice Hybrid Revealed That Heterozygotes Are Not Always Advantageous for Performance. Genetics, (2002) 162, 1885-1895.
共33篇论文引用，其中华人论文为27篇。
Hua J., Xing Y., Wu W., Xu C., Sun X., Yu S., Zhang Q. Single-locus heterotic effects and dominance by dominance interactions can adequately explain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100, 2574-2579.
共42篇论文引用，其中华人论文为30篇。
SB Yu, JX Li, CG Xu, YF Tan, XH Li, Q Zhang. Identification of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and epistatic interactions for plant height and heading date in rice.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 (2002) 104:619–625.
共40篇引用，其中华人引用30篇。
总之，看张启发论文的，“国内同行”占了四分之三。这其中，固然有研究水稻的科学家以中国人较多这一因素，但“外国同行”的关注目光也未免太弱。事实是，张启发的国际学术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影响因子在3左右的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Molecular Breeding，Plant Molecular Biology这类杂志上。他在PNAS上发表研究论文，都是经过他的导师R. W. Allard推荐的，那是有推必发的。至今，张启发没有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学术性的综述（他发表的两篇综述，都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科研状况为主题）。
据《财经》杂志(网络版)2008年1月18日报道，针对谢华安竞选中科院院士、但有人举报他学术造假一事，中国科学院在2007年10月曾委派张启发等三位院士赴福建调查。(王以超、李虎军：《“院士造假”风波多棱镜》。http://www.caijing.com.cn/zmb/hjykx/2008-01-18/45706.shtml)。最终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因为根据自己的成才经历，张启发当然明白，福建农科院“打造”谢华安的过程，与华中农大打造他自己的过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张启发与谢华安还有另一层关系，下详。）
(2) 超级学霸
在《张启发：投入与回报》的开头，是这样几段话：
“‘张启发打个喷嚏，华农就要感冒。’‘书记、校长管不了张启发，张启发管得了书记、校长。’人们私下里说的这些玩笑话，表明了一个人在一个单位的分量。
“有事实为证。华中农大前些时整修校园，绿化科砍树铺草坪，校方准备对当事人搞‘下不为例’。张启发心疼不已，‘不爱树的人有什么资格管绿化！’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
“学校地处城郊，一段时期供电不尽如人意，全校只保两个地方的用电，一是吃饭的食堂用电，一是张启发实验室用电，谁料发电机出故障，毁了正在生长的一批实验种苗，校方立马给火气冲天的张启发‘降温’：当面道歉，照价赔偿现金一万元。”
一名教授，敢於并且能够“管得了书记、校长”，这在现在官本位的中国学术界，应该属於“美谈”。 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张典型的学霸面孔：张启发在华中农大的行政职务只是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但他却可以“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整个学校只有食堂和张启发的实验室保证供电，但出现意外之后，张启发竟可以“火气冲天”，并且让学校给他道歉、赔偿。根据中国刑法，行为人不为意外事故担负刑事责任；根据民法，行为人对於由非故意或非过失引起的事故，一般也不负民事责任。但张启发却有这个本事，在学校给予了他特殊的、天大的照顾之后（民以食为天，张启发的实验种苗和全校师生的吃饭问题同等重要），学校还要替他承担意外风险。
在《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中，我曾说过：
“如果在中国的学术界随便找一个人问问：‘在中国的学术界谁的权力最大？’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是院士。确实，说院士在控制中国的学术界一点儿也不过分。看一看中国科技部的正副部长们，看一看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们，再看一看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们，以及中国学术界的那几个‘泰斗’，没有几个人没有院士头衔。即使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都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所以说，院士们实际上是集有形和无形权力于一身的。”
而张启发就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这个太上皇可以“管得了书记、校长”、也可以“逼着书记、校长把绿化科科长撤了职”。难怪当“上面”想让他当副校长是，他会誓死拒绝，说“再逼，我就离开华农”。
象张启发这样的太上皇，在中国的学术界有成百上千，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在，如果把这样的怪人和怪事放到一个正常的环境之中，其不合理性、非正常性就可以立刻显示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将会看到。
除了能够管书记、校长，张启发还直接控制着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学术农民工。2004年11月1日，《楚天都市报》发表《武汉博导知多少？》一文，其中透露说：
“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院士算得上是博导大户，总共带了50多个博士生，正在带的还有31个。张院士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大师级的科学家，他先后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水稻基因图谱等十余项重大科研课题，手头上正在做着总经费1.8亿元的水稻基因项目。校方专门给他配了四、五个教授，联合指导博士生，他负责大方向，教授们负责各自方向，学生则专攻各自的子课题。”
张启发的美国导师Robert. W. Allard从事高等教育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但他总共只带过56个博士研究生。（Clegg, M. T. Robert Wayne Allard, 1919-2003, A Biographical Memoi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 C., 2006.）而张启发院士现在一年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就已经超过了乃师全部学术生涯的一半还多。不仅如此，他还有“四、五个教授”给他打下手，当保姆。这样的待遇，Robert. W. Allard大概是做梦也想象不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张启发就是一个学术包工头。事实是，在回国之初的三年间，1987-1989，张启发总共发表了四篇论文。而在过去的三年间，2005-2007，有张启发署名的论文达到了48篇。(根据http://scholar.google.com/，关键词：zhang qifa)。在这个十二倍的增长数字的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凡是搞过学术研究的人，都再明白不过了。
【注：在张启发任主任的“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网站，有一个“关于研究生毕业时间及津贴发放的规定”，张贴时间是2006年3月1日。根据这个规定，研究生的津贴标准是：
博士生：第一学期每月300元；第二学期每月350元；第三学期400元；以后每学年增加100元/月。硕士生：第一、二学期，每月150元；第三学期，每月200元；第四至六学期每月250元。
见：http://www.ncpgr.cn/modules/news/index.php?storytopic=3&start=5&PHPSESSID=1b4a34d3db6524bc1fb92d135db9f9bf。
这样看来，张启发的博士研究生的平均收入略等於农民工，硕士生的平均收入要低于农民工。关于研究生的待遇问题，请参见笔者五年前的文章：《东南大学：不许盘剥研究生》。】
(3) 张启发与转基因植物
张启发的本专业是数量遗传学，后来发展到搞基因的分子标记，也就是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来确定某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大致位置。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分子标记的主要作用是为育种家提供选择杂交后代的手段和工具；而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张启发所作的工作，其最终目的则是要把确定了位点的基因克隆出来，然后根据克隆到的基因，来分析其结构和功能，如果这个基因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抗虫、耐逆境，则用它来转化农作物，培育成新的品种。确实，在1998年立项的973项目——《农作物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中，张启发负责的是“水稻重要新基因的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分项（见：http://icgr.caas.net.cn/973/gaikuan.htm）。但是，尽管作了大量的标记和定位工作，张启发的实验室在2004年之前实际上没有克隆到任何基因。这就象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其传球带球技艺超群，可以象高俅似的把足球摆弄得如同黏到自己身上一般，但就是临门一脚不过硬，总也不能把球射进大门。
【注：在一般情况下，根据图谱来克隆基因，既非十分容易，也不是异常艰难。在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一个人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张启发实验室从2004年起陆续克隆到一些水稻基因，但那是在水稻基因组序列已经测定完毕之后，克隆基因的难度要比以前低得多。另外，张启发实验室克隆的基因多数是微效基因，就目前来说，不太可能用于转基因植物的开发。】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从2000年起，张启发这个几乎没有从事过多少转基因植物研究、也从来就没有对转基因问题公开发表过意见的人，开始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大力提倡。且看下面的下面的目录：
Zhang, Qifa. 2000. “China: Ag Biotech Opportunit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Food Production.” I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and the Po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technology, convened by CGIAR and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ection 3.
张启发：《基因科技知识》，中南海讲座，2001年10月30日。
张启发：《面对转基因食品是否需要"如临大敌"》，《文汇报》2002年3月18日第8版。
张启发：《转基因研究发展与产业化》，中国科协年会讲演，2002年9月8日。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 研发, 产业化, 安全性与管理》，《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3期35-40页。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产业化及安全性与管理(一) 》，《华夏星火》2003年第8期 6-8页。
张启发：《转基因农作物: 研发, 产业化, 安全性和管理》，中科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会，2004年 6月5日。
张启发等：《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04年第5期330-332页。
张启发：《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 管理最严格的食品》，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讲话，2006年9月16日。
张启发：《转基因作物将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根本出路》，《科技导报》2007年25卷第4期1页。
【注：在2000年之前，张启发曾在下面两篇关于转基因的研究论文上署名：
曹孟良、周智、张启发：《PSAG12-IPT转基因植物的抗早衰研究》，《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年21(4) ：25-26页。
张赛群、叶志彪、吴昌银、张启发：《异戊烯基转移酶基因导入番茄及转基因植株再生》，《园艺学报》1999年26（6）：376-379页。（通讯作者：叶志彪）。】
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张启发最终成为“转基因科学家”的领队，其原因就是下面这篇发表在2000年10月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论文：
Jumin Tu, Guoan Zhang, Karabi Datta, Caiguo Xu, Yuqing He, Qifa Zhang, Gurdev Singh Khush & Swapan Kumar Datta. (2000). Field performance of transgenic elite commercial hybrid rice expressing Bacillus thuringiensis -endotoxin. Nature Biotechnology 18, 1101-1104.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报告Bt转基因的水稻恢复系明恢63及其杂交后代汕优63在田间既抗虫、又增产。虽然这项研究所使用的转基因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范云六，水稻材料明恢63和汕优63是谢华安培育出来的，并且田间实验是在武汉进行的，但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却是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Swapan Kumar Datta。很可能当时张启发的实验室还没有掌握研制转基因水稻的关键技术。但是，张启发似乎掌握着这个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知识产权。
2004年，由张启发领衔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咨询组”(成员有：中科院院士：张启发、李振声、石元春、李家洋；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研究员：贾士荣、陈受宜、朱祯、黄季焜、夏友富、杨晓光、黄大方、彭于发；处长：安道昌、程金根；副教授：林拥军) 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总共提出了四项建议，但其中最有实质性的建议是第二条：“在继续扩大抗虫棉种植的同时，重点推进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这份报告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部在2004年底召开的一个神秘的会议。在那个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有“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称的“丰乐种业”的股票突然涨停。显然，会议的结果对转基因水稻是利多。确实，在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根据农业部的科学顾问，批准极为可能实现，这意味着中国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According to scientists advising the Agriculture Ministry, approval will most likely be forthcoming, which means that China could start planting GM rice as soon as spring 2006.”见：Craig Simons. Of Rice and Man. NEWSWEEK, Dec 20, 2004. http://www.newsweek.com/id/56089)。这篇文章采访的“农业部的科学顾问”，就包括张启发和陈章良——陈章良是那次会议的主席。这两个人，在经过十多年的不同人生经历之后，在转基因问题上，又殊途同归了。
不过，转基因科学家们很可能是过於乐观了。就在那个神秘的会议闭幕不久，绿色和平组织出来搅局，指称那些推动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学家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12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长文《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不仅披露了那个秘密会议的内容，而且点了张启发、贾士荣、黄季焜的名字：“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
《南方周末》这篇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当然也把方舟子惹得火冒三丈，他当即把它给“立此存照”。 不过，方舟子在虚拟空间可以张牙舞爪、暴跳如雷，但在现实世界，却并没有谁拿他当真。半年后，农业部再次召开“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据一篇报道说：“一位参与此次会议的专家向记者透露，转基因政策可能趋于‘保守’，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可能搁置。”（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搁置只许实验田种植》，《新京报》2005年6月25日。）
时至今日，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
（4） 湖北非法种植Bt转基因水稻事件
为什么马力十足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航船突然间搁浅了呢？《南方周末》的文章固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大的原因，却是来自张启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Newsweek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启发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张启发还说，有超过100 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被种植。”
(“In the Yangtze city of Wuhan, where scientists run China’s largest GM-rice-test fields, ‘a local company got some of the GM seed and began selling it to local farmers, ’ Zhang says. Today, he says, more than 100 hectares of GM rice are being cultivated.”)
那个被方舟子称为“反科学恐怖主义组织”的绿色和平组织，根据这个线索，在2005年春季到湖北调查，其结果就是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下面是该报告摘要的前半部分：
绿色和平于2005 年2 月到2005 年4 月期间，分别四次到湖北省进行实地深入调查，结果，我们发现：
1. 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已经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售卖非法转基因水稻种子的地方集中在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
2. 种植非法转基因水稻的地区包括江夏区五里界镇、法泗镇、云梦市下辛店镇和松滋市的王家桥镇，在部份地区最少已经种植了两年的时间，而且非法种子可能已经流入孝感市其它地区、咸宁市和其它地区；
3. 转基因大米已经污染了湖北的大米市场，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市场，污染大米、米制品和加工食品；
4. 我们把调查过程中所采得的25 份样本送到德国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19 个样本为转基因水稻，部分样本为植入了Bt 基因的抗虫转基因水稻；
5. 至少有5 种不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湖北的种子市场上流通，显示种子来源可能不只一个；
6. 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显示可能有多于一种转基因水稻在市场上销售；
7. 出售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公司和农技站普遍知道转基因水稻还未得到国家的正式审批，是不能合法地进行销售的，但抗虫转基因水稻种子的价位一般是12-18 元/斤，而普通杂交稻只是5-7 元/斤，种子公司和农技站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知法犯法；
8. 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民一般不知道这是转基因品种，只知道是抗虫的；
9. 制种基地至少包括湖北省的松滋市；
10.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非法销售的转基因水稻可能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转Bt 基因抗虫稻，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华中农业大学可能就是污染源头。
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综合估计湖北去年最少有950－1200 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今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 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12500 吨。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由于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外表无异，而且没有标示，湖北省和其它地区的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还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米，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
http://www.greenpeace.org/raw/content/china/zh/press/reports/119222.pdf
这份报告中，还有这样一段采访记录：
“武汉市华星种业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我们表示：‘华农有个张启发教授，他受农业部委托，搞了一个抗虫汕优63 的实验，安全期实验现在还没有完，第四年了，抗虫转基因水稻。……张启发教授搞的抗虫63 是从2001 年开始示范的，整个中国只有张启发教授受农业部委托搞。在湖北有个科尼公司专门搞转基因，科尼公司是张启发教授任董事长，但现在他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上面。……科尼委托松滋制种，松滋这个公司注册资本金有700 万，可以制杂交种。科尼把亲本给它，然后回收种子。多了是它（松滋）的，科尼卖也不卖，因为它只卖给内部的。……华农大也有一个公司卖这个东西的，但不是松滋制种，是自己制种。’”
这份报告在末尾有一个《附录一：相关科学家及公司背景》，其中说：
“张启发教授所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正在申请农业部的生物安全证明书，以获得进行商业化生产的许可，他同时还出任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于2001 年2 月成立，由张启发院士出任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曾在网上公开招引‘转基因抗病、虫水稻及品质改良’专案的投资，投资额为1 亿元。有迹象表明该公司参与了制售转基因抗虫水稻种子。”
根据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证据，现在谁都明白，湖北农民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种子只能来自华中农大的实验田；华中农大的种子公司、张启发的种子公司都直接参与了这些非法种子的制作、销售；张启发本人对此是清楚的，并且还曾向外国记者炫耀。
【注：《凤凰周刊》2005年15期(总184期)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调查》（作者欧阳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很多人并不缺钱，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早点将自己的成果推广，按照现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批不下来。‘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http://www.ifeng.com/phoenixtv/72944908511477760/20050628/575423.shtml
由此可见，在“业内”，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早已是转基因科学家们践踏国法的常规手段了。他们当然不会“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因为那样对他们毫无益处。】
这个“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事件被揭露之后，农业部的表态最有戏剧性。首先，它宣布自己没有从绿色和平组织那里得到检测报告。其次，它宣布，“在中国境内进行转基因产品的调查和检测，必须遵照中国颁布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由农业部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也就是说，绿色和平组织委托欧洲基因时代公司所作的检测结果不仅无效，而且有违法的嫌疑。最后，农业部把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湖北农业厅。
【注：《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调查》中有这样一段话：
“农业部曾经向媒体公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对‘绿色和平’采用的转基因检测方法并不认同。施鹏翔对记者说，‘绿色和平’选择德国的独立公司进行检测，是因为这家公司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最为权威的。他说：‘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检测标准，所以在农业部的声明发表后，我们很快就快递了样品和一封信给他们，但是就在当天，这个快递被对方退回，只留下了我们的信件。’对此，方向东对记者说，并不是所有公民或者组织的采样都会被采用。她说采样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而且方法也要符合法定程序，只有有资质的机构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工作。她还说，按照《种子法》的规定，把作为国家资源的种子拿到国外，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施鹏翔解释称，所有送往德国进行检测的种子全都是被磨碎的，使其不再具行可繁殖性。施鹏翔说：‘我们的任何调查都不是要打击政府，也不是要具备法律效力，而是希望它能有科学的参考价值。’”】
而湖北省农业厅则出面正式驳斥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该厅委托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核实，在大米样品中并未检测到 Bt基因成分。(见：张静：《转基因稻米走到十字路口》，《新民周刊》2006年9月13日）。
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绿色和平组织接着在2005年 6月 13日公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第二次调查报告》，2005年 8月 3日又公布了《致家乐福的信：发现转基因大米》。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在2005年8月发表声明，宣布对三家种子公司进行处罚，并彻底铲除田间的转基因水稻。2006年1月，该厅又向全省发布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见：绿色和平：《非法转基因稻米惊现亨氏婴儿米粉——常见问题解答》。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ress/reports/heinz-baby-food-q-n-a）。
但张启发却毫发未伤。
再后来，绿色和平组织在2006年3月宣布，在北京超市货架上销售的“亨氏婴儿米粉”发现Bt转基因。半年后，该组织在欧洲发现来自中国的大米含有Bt转基因成分。据他们判断，污染源就是华中农大的实验田。2006年9月5日，Natue杂志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Escaped Chinese GM rice reaches Europe”。至此，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事件，成了国际事件，并且使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第二个输出转基因污染粮食的国家。
2006年5月，张启发当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2007年5月，张启发更上一层楼，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在21世纪，世界上总共爆发了三起转基因植物污染事件，除了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之外，另两起分别是2000年美国StarLink玉米事件和2006年美国LLRICE 601稻米事件。但是，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与前两起事件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前两起事件至多只是管理失误所致，并不存在人为的故意扩散和污染。而华中农大事件属於知法犯法，明知国家政策明令禁止非法种植，但仍旧为了牟取暴利而以身试法。第二，前两起事件的责任方或者已经、或者将要蒙受极为惨重的损失，但华中农大事件的责任方——华中农大以及张启发等人——则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制裁。实际上，张启发不仅没有任何的悔过表现，反倒变本加厉，在2006年中国科协年会的开幕式上大声叫喊：“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 管理最严格的食品”，“政府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
（见：http://scitech.people.com.cn/GB/4823916.html）。
这说明，任何一个人，不论地位多么高、知识多么丰富，都有可能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并且丧失理智和良知。
【注：为了让中国的公众见识一下中国的科学家是如何践踏国法的，笔者下面简述另外两起转基因植物污染事件。
StarLink玉米事件
StarLink玉米是Aventis公司注册的一种Bt转基因玉米，美国环保署在1998年批准它作为饲料生产，不得将这种玉米与人类食用的玉米相混淆。2000年9月，环保组织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 Alert宣布，美国食品公司Kraft Foods制造的食品中，含有StarLink玉米。这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批已经上架的食品被招回，玉米加工厂将怀疑含有StarLink玉米的原料退还给供应商，Tyson Foods宣布不用StarLink玉米饲喂家禽，Kellogg 公司甚至关闭了一个工厂。12月，日本将一整船的玉米原封遣返，因为其中含有StarLink玉米。最终，Aventis宣布向美国农民买回StarLink玉米及在缓冲带种植的正常玉米，赔偿农民、加工厂的损失，外加诉讼费用。这个事件为Aventis造成的经济损失总值高达十亿美元。Aventis的作物科学部门三名对此事件负责的高级主管被开除，整个部门被卖给了德国的拜耳公司。另外，尽管在2000年以后美国就不再种植StarLink玉米，但迟至2003年底，StarLink玉米仍旧污染着美国玉米的1%。也就是说，想要完全彻底地清楚污染，并非易事。
LLRICE 601稻米事件
LLRICE 601水稻是德国拜耳公司研制的抗除草剂水稻，没有被美国政府批准进行商业生产，只在2001年曾经作过田间试验。但是，在2006年8月的一次抽检中，这个水稻品种却被在美国的谷仓中发现。消息传出，日本政府马上宣布停止进口美国长粒大米，并且告诫国内商家不要加工和销售来自美国的长粒米。9月，检测结果证实，欧洲进口的美国大米含有LLRICE 601。这导致美国向欧洲出口的水稻一年间下降了80%以上，美国期货市场上大米价格下跌了一半。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这一事件造成的损失超过12亿元。现在，拜耳公司仍旧是这一事件的被告。2007年11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的超市中发现LLRICE 601大米。据悉，“我国农业部高度重视，已经对此事展开了调查。”（见：中国食品产业网2007年11月27日消息：《我国农业部将调查非法转基因大米》。】
（5） 方舟子与张启发
根据笔者上面对张启发院士的介绍和分析，相信多数人都会认同这样的结论：按照方舟子的标准，张启发不仅有假可打，并且已经严重超标。且不说他的院士头衔是打造出来的，也不提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学霸，更不要提他为了一己之私而触犯国法、让国家在经济上受损、在名誉上蒙羞，仅凭他这个“博导大户”，就够得上方舟子所谓的学术腐败了。（方舟子在2004年8月28日说：“在现有的招生制度下，已使得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出现了种种腐败现象，例如……一个教授带四、五十名研究生，甚至到学生毕业了都不认识……。”（方舟子：《如何限制博导的权力》）。
但是，在方舟子一再声称的、他的数百起打假业绩之中，有张启发的名字吗？当然不可能有。因为张启发是方舟子在转基因战场上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友军，是盟军，方舟子肩负着保护他们的重任。
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象张启发这类的学阀铺天盖地，假如没有人举报，方舟子未必能够知道张启发的上述事迹。所以，他不打张启发的假，或许是因为不知情，而不是因为他们在转基因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事实是这样吗？
2005年4月15日，也就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湖北转基因水稻污染事件调查报告公布之后两天，新语丝读书论坛上有人把《科技日报》上的一篇文章，《Bt转基因水稻真的有毒吗》，贴了出来。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侧面报道绿色和平组织的那份报告的。在这个帖子下面，有方舟子的两个跟帖。一个是：
“看过一个专访袁隆平的电视节目，他也说对BT作物要慎重，‘虫都不吃，人吃了会不会有事呢？’对此人的敬意因此大减。”
http://www.xys.org/forum/db/83/254.html
另一个跟帖是对一个网友提出的“这种大米至少应该在出售包装上标识：请勿让儿童接触”，做出著名的方氏“反震”：
“对你压根儿不懂的事不能少说几句？人的小肠没有内毒素的受体，即使没有消化的BT在小肠中被转换成内毒素，也危害不了人。”
http://www.xys.org/forum/db/83/144.html
也就是说，方舟子是知道张启发触犯了国法的。但是，他既不敢为张启发公开辩护（所以他没有张牙舞爪地把绿色和平的报告“立此存照”），又不肯对张启发的作为发出任何非议，於是他把矛头指向了对转基因水稻发出非议的袁隆平，宣称“对此人的敬意因此大减”。而对那些认为转基因食品应该加上标识的人，他也是一如既往地要求人家“闭嘴”——“少说几句”。
其实，方舟子对袁隆平并不仅仅是“敬意大减”，他还与袁隆平从此结了大仇。半年之后，袁隆平获世界粮食奖。为此，方舟子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载2004年10月20日《北京科技报》）。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方舟子想到了什么呢？当然是想到了半年前袁隆平曾非议转基因水稻。所以，他借题发挥，先是贬低袁隆平的成就，然后为转基因水稻张目。看看下面的几段话：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研究工作能够获奖的主要原因，在于水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农作物，是由于其重大的经济价值而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生物技术的开发和理论研究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恰恰相反，在这些方面我们还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些大奖，是对中国育种工作者在过去应用传统育种方法所做出的成果的表彰，但是传统育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属于遗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
“中国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96年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了抗除草剂转基因杂交稻，最近有报道说我国抗虫转基因水稻规模化育种技术已趋成熟，已经具备产业化的基础。”
http://xys.dropin.org/xys/netters/Fang-Zhouzi/bkb/yuanlongping.txt
看明白了吗？如果有哪位读者没有理解方舟子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想明明白白说出来但又没有那个胆量的苦心，我不妨学学肉唐僧，替他把话挑明：袁隆平发现水稻的杂交优势不过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他对杂交优势的机理根本就没有研究，即使研究了也搞不明白。国际上给他颁奖，并不说明他的学术水平有多高，相反，是在宣告“传统育种时代”已经走到了头，以后就是转基因技术的时代了。而中国张启发研制的“抗虫转基因水稻规模化育种技术已趋成熟，已经具备产业化的基础。”
浅薄无知的方舟子当然不会知道，不仅就目前而言，即使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任何“转基因育种技术”，都离不开“传统育种方法”。当年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转基因植物，——Flavr Savr西红柿——，最后之所以夭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Calgene没有注意到“传统育种方法”的重要性，结果耽误了商机。(见：Charles, D. Lords of The Harvest. Perseus Publishing. 2001.)而张启发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其育种技术也是以“传统育种方法”为基础的：张启发等人用抗虫基因转化的是水稻恢复系明恢63，它与另一亲本杂交，才能够产生供大田种植的“抗虫汕优63”。方舟子以为所谓的“转基因育种”只要把目的基因转移到植物之中就万事大吉了，简直是愚昧无知得可笑。请问方博士，体外受精技术早已成熟，你是不是要抛弃传统的人类繁殖方式，而采用这个更科学、更“属於未来”的新技术来繁殖自己的后代啊？
为了保护一个触犯了国法的“转基因科学家”，方舟子不惜诬蔑贬低一位对中国社会有着巨大实质性贡献的科学家，可见转基因对他是何种重要，也可见他已经丧心病狂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更可以看清方舟子所谓打假的实质：不过是在假打假、真保假，以假打假，打真保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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