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警察特权思想“的思考
警察，肩负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的神圣使命，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近年来一系列“警察特权”事件的出现，给社会带来了不好的声音。那么，警察特权思想从哪里来？
中国实行的是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流水作业体制，而民众喜欢将其称为“公检法三机关”，显示出民众习惯将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混同的心态。在中国，公安机关不仅拥有强大的行政处罚权和行政裁判权，也享有调查证据和采取各种强制措施的权力等。那么，公安机关集诸多权力于一身，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吗？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警察无论就其所发挥的功能还是活动的程序、组织方式上都显示出行政的性质，而从中国的法律实践来看，公安机关作为一种武装性质的力量，行使维护社会治安和刑事侦查双重职能，并拥有一系列强制处分权。在维护治安方面，尤其在行政问题上，公安机关实际同时有调查权、起诉权、审判权、上诉审查权甚至执行权，这种高度集权的情况严重背离了“权力制衡、司法最终裁决”等现代法治理念，最终会导致权力滥用。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领域拥有权威和最终的决定权。即使嫌疑人向法院提出申诉，也不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另外，在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方面，它所采取的措施难以受到有效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控制，检察机关虽名义上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实施法律监督，但它一方面没有能够有效制约警察权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也不具有司法机构的中立性与超然性，所以这种所谓的“法律监督”几乎是名存实亡。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权力高度集中的警察权就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警察特权思想从哪里来，这与当前中国的权力结构体制的弊端不无关系。
我们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静态的制度上，警察特权思想的产生与“人”也有着密不可分的某种联系。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这方面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部分警察政治业务素质不高，部分未达到警察招录标准的人混入公安机关，造成公安机关内良莠不齐的现状；第二，部分警察受中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思想的影响，滥用手中的权力对嫌疑人刑讯逼供等，严重扰乱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第三，部分警察逐渐颓化思想，忘记国家人民赋予警察权力的本来目的，将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从民众方面看，他们的法律意识不强，权利观念淡薄。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警察特权侵害时，不知道或不会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普法工作做得不够好，中国是个领土面积很大的一个国家，一些普法工作根本就未覆及某些地区；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人口的国家，国家开展的普法工作会或多或少地与当地文化产生摩擦，从而影响到普法进程。再次，国家开展的普法活动一直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工作重点放在让公民知法、守法，却很少涉及到鼓励倡导公民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来。最后，由于中国人民备受几千年的封建压迫，骨子里仍有“爱官（人人都想拥有权力、特权）、恨官（憎恨官员滥用权力）、怕官（害怕官员手中的权力）”思想的存在，而警察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在百姓眼中就是一个高高在上、不可冒犯的官员，即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只是忍气吞声。造成的结果就是警察特权思想的膨胀。
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才能有效的剔除特权思想？
其一，应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确立警察权的行政权性质，实现公安机关的非司法化，健全司法制度监督机制，让权力关进笼子里。其二，进一步完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人事任免制度，进一步加强警察法制思想建设，进一步落实警察考核制度。其三，大力推进普法工作进程，大力提高普法工作质量。
当然，有效的剔除特权思想不仅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它不仅需要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我们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我们相信特权思想必将被剔除，中国一定会迎来一个法制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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